武术文化特征及成因

　　该研究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梳理、田野考察等方法对黔东南侗族武术文化的特征和成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认为：黔东南侗族武术在技术上体现出山地特征，传承上呈现出地缘和血缘特征，技击心理上表现出防御特征；并认为山地自然环境下侗族先民的生存竞争、宋朝以前侗款组织下的武装防御、明清时期反抗斗争、宗教信仰下的“禁忌”和祭祀活动是黔东南侗族武术文化形成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侗族武术文化；文化特征；文化成因

　　地处云贵高原东南边陲的黔东南侗族武术在时代交替变更的环境中孕育而生，具有浓郁的民族性，承载着诸多侗民族原生态文化基因，反映着侗民族独特的生活习惯、文化特征、道德风尚和风俗信仰，是中华民族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武术成为打开侗民族原生态文化的金钥匙和提高民族认同感的活化石。要了解侗族武术的现状、展望侗族武术的未来，必须首先探究侗族武术的内在的本质特征和成因。人是以社会化的形式存在的，文化是人类在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下共同创造的社会化产物，是人类长期的社会实践和经验积累①，侗族武术文化是侗族人民在长期的发展和实践活动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要分析侗族武术文化的特征及成因，一方面必须认识到山区自然环境是侗族武术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必须从山区自然生态环境入手结合侗族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探寻其文化特征和成因；另一方面也必须深刻地认识到侗族社会历史发展的时代性，必须清晰地认识不同历史阶段黔东南侗族的政治、经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经纬交织，才能深入侗族武术灵魂，尽可能地贴近黔东南侗族武术文化的本质特征及成因。

　　一、黔东南侗族武术文化的特征

　　黔东南侗族武术见证了时代的变迁，历经世事的洗礼，最终形成具有完整技术体系和深厚文化底蕴、独具侗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系统，是侗民族数千年劳动生产和适应环境的真实写照。其形成和发展既符合中华传统武术文化的基本规律，又具有自己独特的民族特性，这种特性是适应自然、政治、经济等与之相关联的生存环境的结果。

　　（一）技术上的山地特征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地处贵州东南部，贵州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多地少、群山密布，跬步皆山是贵州地貌的基本特征②，正如王阳明所说：“天下之山，萃于云贵，连亘万里，际天无极。”侗族集聚地黔东南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侗族分布区山水交融，沟壑成群，“八山一水一分田”是黔东南侗族山地环境的真实写照③，因而黔东南侗族成为一个典型的山地民族，其文化必然深受山地环境的影响，就如史继忠所言，“云贵地域的各民族虽然文化、经济类型不尽相同，但由于受到山地环境的影响其文化成分均不同程度地与‘山’结缘”④。侗族武术文化正是在这样的山地环境下孕育而生，其无可避免地打上了“山”的烙印，呈现出山地特征。黔东南侗族武术种类较多，形式多样，但风格大体相同，在技击策略上，强调一招制敌、以防为主①，这和侗族人长期生活在山地环境中与防御猛兽的攻击密切相关，山大沟深、吉凶难测，以防御保命为主，追求速战速决，因此促成了侗族武术中的以防为主、一招制敌的技击策略。侗族深居山区峡谷之中，山区环境是野兽的栖息地，在野兽横行的时代，人兽搏斗成为常态，大多野兽的身高远低于人的身高，但灵活性远强于人，侗族人久而久之练就了重心低、灵活多变的技击特点。深山密林、峡谷窄路不适宜大幅度、长时间、长距离的搏斗，追求快攻制敌，尽快脱身，从而形成了结构紧促、短手短打、拳法刚猛、瞬间爆发的技击特点。另外，侗人们在防御野兽过程中，多手握兵器，手握兵器搏斗的方法逐渐演化为各种手法、拳法，促使侗族武术中以手法为主。在技击、套路演练路线上，主要是短距离直线快攻、小范围的游走四方和“十字”打练三种运行路线，如起源于黎平县觅洞村的四门拳以点为中心打练四方，走“十字”路线；在步法上善用“丁”字步、贴地滑行，演练面积大大小于汉族武术的面积，这是适应山地狭路的结果。从侗族传统武术的整体套路来看，更是体现着依据山地环境而进行创编的思维，如发源于天柱县甘溪侗寨的洪门棍，主要以刺、拨、穿、挑、劈为主，手把兼用，原地游回，这充分体现了侗族传统武术套路在平地少、高山多的山地环境下拳打卧牛之地的特点；如发源于天柱县蓝天镇的勾林功夫，主要以砍、削、勾、拉、劈、拍、打、扎、磕为主②，且动作幅度小，重心低，其步型多以弓步居多，类似于陡坡割草动作，这是侗族人上山开路对抗野兽经验的总结。侗族武术套路的形成是侗族先人们勤劳和智慧的结晶，更是山地自然环境无形选择性的结果。侗族武术技术风格是适应山地环境的体现，无论从技击策略、技击特点，还是套路演练路线、整体套路风格，无不体现着山地技法特征。

　　（二）传承上的地缘和血缘特征

　　传承是民族文化得以延续和发扬的重要保障，黔东南侗族武术作为侗族非物质文化的代名词，其传承和发展与其地理、社会环境以及历史条件密不可分，集中表现出传承范围的局限性和传承方式的封闭性。纵观侗族武术传承方式，最早以家族、师徒、村寨传承为核心，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传承和学校传承也占据一席之地，但仍然以家族、村寨、师徒传承为主，表现出传承唯亲、唯近的观念。总体上看，侗族武术的传承体现出明显的血缘和地缘特征，这是侗族武术适应社会环境和历史变迁的结果③。一方面，黔东南侗族深居大山，沟壑成群，交通阻塞，山多坡陡，居住方式呈现出大杂居小聚族的局面，既以家族为单元，聚族连片而居表现出相对封闭的血缘与地缘同构的社会单元。侗族武术因为受到这种人居环境的制约，其传承上体现出明显的封闭独立性，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传承成为主流，为了保家卫寨，侗族联款组织驱使下以地缘为枢纽的村寨传承也成为必然，促使了侗族武术表现出“血缘至上、地缘为先”的传承观念，形成了血缘与地缘同构的独立的传播单元，这种独立的传播单元的形成是黔东南区域位置、地貌、环境选择的结果。蓝东兴亦认为:“以血缘为本体的人群构成的相对独立的传播单元的独立程度是与区位、地貌特征密不可分的。”④另一方面，由于受到社会历史条件以及宗法制度和侗款组织的影响，侗族武术的传承主要在家族、村寨内传承，由于侗族没有自己独立的文字，传承形式主要以师徒式的口传身授为主。⑤黔东南侗族自明朝以后长期遭受封建王朝的歧视和压迫，封建统治阶级尽可能地限制侗族人与外界交流的自由，再加上地域环境的影响，交通堵塞，形成了独立封闭的民族生活环境，武术作为保家卫寨的基本生存技能，侗人们视若生命，从而在传承上形成以了一种血缘至上、地缘为先、传内不传外的永恒思想，血缘、地缘成为黔东南侗族武术传承的核心特征。

　　（三）技击心理上的防御特征

　　防御特征是侗族武术区别于汉族等其他武术最明显的特征，也是黔东南侗族民族性格的具体体现，这与其生活的历史条件、生存环境是密不可分的。侗族武术在实战中主要以防为主，却注重先发制人，一招制敌。“以防为主”与“先发制人”看似相互矛盾，其实是相互统一，正是黔东南侗族民族性格、技击心理、技击战略的有机结合。这是因为侗族武术在实战中注重察言观色，了解敌人意向，善于把控局面，因时因地制宜，把握战机，面对敌人如若对自身构成威胁，必将先发制敌，一招定乾坤，反之，则以防为主，不提倡主动出击，这也是“防御”的上策。在技击心理上的这种防御特征是侗族先人们适应自然生存环境的结果。首先，技击心理上的防御特征起源于侗族先人们对猛兽的防御。黔东南侗族居住地，沟壑成群，气候温和，土壤肥沃，猛兽成群，侗族先人们最早以采集和渔猎为主要生存手段，上山采集和下河捕鱼，或者围猎无可避免会遇到猛兽的袭击，防御猛兽的能力成为侗人们生存的基本技能①。侗人们在丛林密布，山多路陡的山地环境中生产劳动，猛兽成群，危在旦夕，必须具有敏锐的观察和判断力，随时根据具体环境做出恰当的判断，因时因地制宜地采取恰当的措施，应对猛兽的突然袭击。随着这种防御猛兽袭击经验的积累而逐渐演化为以防御为主的侗族武术。其次，技击心理上的防御特征与抵抗外来势力入侵密不可分。随着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产品的剩余导致附近异族的入寨侵略，侗人们为了抵抗外来势力的侵略，不得不进行武力较量，不得不练就防御外敌的能力，侗款寨老组织下的侗款警卫组织是最好的例证。最后，技击心理上的防御特征深受其世外桃源式的封闭保守环境响，侗族进入封建社会时期较晚，接受封建王朝统治压迫相对较轻②，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较少，再加上地理环境的制约，形成了自给自足、只求自保的心理特征，从而使得侗族武术在技击心理上具有鲜明的防御特征。

　　二、黔东南侗族武术文化的成因

　　（一）山地自然环境下侗族先民的生存竞争

　　黔东南侗族世居于云贵高原向湘桂丘陵盆地过渡地带，山大沟深，峰岩叠嶂，土壤肥沃，气候温和，丛林密布，封闭、宜居、山大、林多的山地自然环境为侗族先民的人居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带来极大的生存挑战，这种生存挑战主要来源于野兽的袭击和外来势力的入侵。黔东南侗族进入封建社会时期较晚，侗族先人们经历过漫长的原始部落时期，根据《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记载②：侗族先祖最早的生产生活方式是采集和渔猎，其中围猎是该时期侗族先祖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方式。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侗族先祖的生产生活方式由采集和渔猎转型到刀耕火种的农耕生产方式。虽然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较大的转型，但丛林密布、气候温和的山地环境仍然是野兽栖息的理想家园，人与猛兽对生存资源的争夺成为必然，侗族先人们的生命时刻面临着猛兽的威胁，侗民们为了生存不得不与猛兽搏杀，正所谓优胜劣汰，强者存、弱者亡，在猛兽成群的年代，人、兽智与勇的比拼，生与亡的较量充分地激发了侗族先人的本能防御力，长此以往练就了高超的搏杀技能，诱发了侗族武术技击术的产生。另外，侗民族时常遭受着外来势力、土匪流寇等的侵扰，这种现状一直持续到解放前。笔者曾前往黔东南侗乡考察黎平县觅洞村黑虎拳、天柱县甘溪侗寨六家拳、洪门棍，高酿镇勾林功夫等侗族传统武术，其起源如出一辙，均是村寨长期遭受土匪流寇的烧杀抢掠，在万般无奈之下，出现了一位武艺高强之人将敌击退，并将武艺传授给村民，以抵御外来侵扰，最终将武艺一代代传承至今①，该时期的侗族武术是一种基本的生存技能。黔东南侗族武术源于山地自然环境下的生存竞争，这种生存竞争是山地环境自然选择的结果，并引导了侗族武术技术风格的形成和发展。技击风格形成于山地自然环境下人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长期搏斗；封闭自守、群山连绵的、交通阻塞的人居环境造就了侗族武术以防为核心的特征。

　　（二）宋朝以前侗款组织下的武装防御

　　在宋朝以前，黔东南侗族的内部管理主要以宗法制度下的“款”组织为主，“款”是侗族村寨为了处理内部事务和防御外来侵略而结成的寨与寨之间的联盟，按照联盟规模的大小分为“大款”“中款”“小款”，是古代乃至近代侗族社会特有的民间自治和自卫组织，具有原始氏族农村公社和原始部落联盟的特征，款约法是侗族内部事务管理的根本大法②。侗款组织是防御外来侵略、保家护寨、处理内部事务的核心组织。封建社会时期，黔东南侗族地区长期遭受外来土匪流寇和异族的侵扰，侗款组织肩负起保家护寨的艰巨任务，为了提高战斗能力，侗款组织成员不得不强化实战搏杀训练，提高战斗力。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记载：“辰、沅、靖州蛮，有仡伶、有仡僚、有仡榄、有仡偻、有山徭，俗亦土著。诸蛮唯仡怜强，习战斗，他时成能为边患。”③“仡怜”是宋朝对侗族的称谓，充分说明该时期侗族人们注重武艺修炼，善于战斗。据《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记载：侗款中的武装军事组织是由侗族农民组成，闲暇时习练战斗，忙时劳作④，军事武术与民间武术相互利用、相互融合，兵农不分。这促使了军队搏杀术大量流向民间，民间武术大量为军队战场搏杀所用，推动了侗族武术的快速发展，同时严格的款约法规范着侗族人们的日常行为，促进侗族武术精神文化和武德的形成⑤。

　　（三）明清时期反抗斗争

　　明清时期大规模的反抗武装斗争和外来武技的渗透加速了侗族武术系统化的形成和昌盛发展。自明代以来，封建统治阶级对黔东南侗族地域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迫使侗族人民揭竿而起，爆发了无数次的武装起义斗争。据《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军事志》⑥记载：明洪武五年（172年），古州8万诸侗起义反抗朝廷，最终被明廷总兵吴良率军镇压。时过六载，明洪武十一年（178年）五月，驻扎在黎平一带的明军对侗民的田地进行大肆掠夺，侗族农民以吴勉为首竖起了起义大旗，百里侗寨云集呼应，占城数十座，队伍发展至20余万人，威震四海，历时八载，明廷恩威并施，以分屯立栅、降伏土司的方法从内部瓦解了义军起义，最终以失败告终。清咸丰五年（1855年）三月初三日，姜应芳、龙海宽、陈大禄等数百侗族农民在天柱县执云关帝庙成立天地会，宣传“反清复明”和“均贫富”的主张，揭竿而起，以精于侗族武术的农民为核心，组建了规模宏大的义军，屡挫官军，威震四方，最终因叛徒的出卖，姜应芳被清军所擒，历时七年之久的起义队伍夭折。明清时期黔东南侗族爆发的农民反抗武装斗争不胜枚举，虽然最终均以失败告终，但体现了侗族人民不甘欺压、争取平等自由的决心和勇气。明清时期在黔东南境内侗民们多年的武装反抗斗争是促使黔东南侗族武术大发展的主要内动力。该段时期，侗族武术技术体系发展更加完善，套路和门派逐渐形成，侗族武术的分类更加细化，不同地域的侗族出现不同的拳种和器械，如天柱县甘溪洞寨的六家拳、洪门棍，黎平县觅洞村武术中的四门拳、四门刀、黑虎拳、黑虎刀，天柱县老海村的月牙铛，蓝田镇的勾林功夫等侗族武术拳械体系均在该时期形成。明清时期促使黔东南侗族武术文化快速发展的原因是多样的。首先，频繁的武装斗争使得侗民们人人自危，习武防身成为基本的生活保障，促使人人习武。其次，侗族农民起义的首领对侗族武术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起义的首领均是武艺高强、为人正直、武德高尚、为民谋利的侗民心目中的英雄，侗民对民族英雄的崇拜超越一切，往往以民族英雄为楷模，习武防身保家护寨。最后，明代中叶以后，明朝政府在黔东南侗族地区逐步推行“改土归流”，实施汉化政策，使得汉文化大量融入侗族地区①，其中包括汉族武术，势必会加速黔东南侗族武术文化与汉族武术文化的相互渗透、相互吸收，取长补短，促使侗族武术快速发展。

　　（四）习俗信仰下的“禁忌”和祭祀活动

　　由于生产力水平有限，侗族先人们对无法探索和解释的自然现状产生了神秘感，出现了图腾崇拜、神灵崇拜等宗教信仰，形成了万物有灵、善恶终有报的天道自然观，产生了禁忌信仰。各行各业均有各自禁忌，如日常行为禁忌、生产生活禁忌、丧葬礼仪禁忌等，这些禁忌信仰，规范着人们的日常行为，促使人们多做善事、勿做恶事。侗族先民认为世上存在着一种凡人看不到的神灵群体时刻监督着自己的一言一行，做善事必将为自己及家人造福德，做恶事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这种禁忌信仰潜移默化地贯穿于侗族武术之中，给侗族武术赋予了道德内涵，并形成了习武德为先的思维，将防身护命的搏杀手段潜移默化地转化为除暴安良、伸张正义的防御术，促使侗族武术精神文化的形成。另一方面，侗族地区逢节日集会或特定时间均要进行各种祭祀活动，如祭萨、祭祖、祭民族英雄、祭农、祭图腾等，其中规模宏大、最具影响力的是祭萨仪式，“萨”是指萨岁，是古时为侗族民族利益而殊死斗争的女英雄，是整个侗族社会公认的权力和地位均至高无上的神灵，并在特定的节日集体进行仪式盛大的祭祀活动。祭祀活动形式多样，各地各村寨不尽相同，但形式大体相似，主要以吹芦笙、跳武舞、军事格斗演练、跪拜为主，每位祭祀参与者心中无比虔诚，充满着对神灵的无限崇拜和敬畏。形式多样的祭祀活动促使侗族武术套路形式萌芽，祭祀中的各种礼仪对侗族特殊的武术礼、武德的形成以及技术的传承均具有重要的影响。

　　三、结语

　　光辉灿烂的侗文化横贯数千年的岁月，铸就了侗民族华赡沉厚的文化史。黔东南武术文化兼跨体育、智育、美育、德育四大范畴，闪烁着侗民族特有的精神光辉。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侗族武术吸收和渗透了侗民族的知识、风俗、信仰、艺术、道德等各种文化要素，逐渐形成了符号化的文化载体和物态化的技术体系。侗族武术不仅仅是身体参与下的技术要素，而更是一种包罗万象、丰富多彩的侗文化的载体，是世代侗人们适应环境改造自然的具体反映。其形成和发展既符合中华传统武术文化的基本规律，又具有自己独特的民族特性，这种特性是适应自然、政治、经济等与之相关的生存环境的结果。

　　作者：张江龙 刘存忠 张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