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孕女性困境与社会工作介入策略

　　不孕女性群体的困境需要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她们面临着传统的性别角色与性别规范所导致的的双重压力。本文对不孕女性群体在个人、家庭、社会三个层面所面临的困境作简要介绍，并从传统生育观念、性别角色的分工与性别意识三个方面来分析她们面临困境的原因，最后通过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提出了介入策略，希望能够从文化与社会性别视角来进一步理解不孕女性的困境，促进她们自我意识与女性意识的觉醒，为不孕女性群体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关键词：社会性别视角；不孕女性困境；社会工作

　　随着现代化进程与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生活压力与日俱增，不再像过去一样执着于孩子的数量，但是家庭对于至少有一个孩子的需求仍然具有普遍性。［１］然而，２０１２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女性不孕症患者的数量至少有２０００万［２］，并且女性不孕症发病率在不断上升且呈年轻化趋势。［３］不孕不育不仅给女性带来巨大的痛苦，而且也增加了家庭与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女性由于其生理特质被赋予生育的功能，生育子女被认为是女性的使命与职责。延续至今的“男主外，女主内”社会分工模式进一步固化了女性生育子女与照顾家庭的角色分工与性别规范。在无法生育一事上，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遭受非议。女性天生的母性气质与生理特性，使她们更难以接受自己无法生育孩子的事实，更容易因为不孕而自责。［４］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与性别规范使不孕女性无论是在家庭还是社会层面都面临着艰难的处境，如何改善不孕女性的心理状况与艰难处境已经日益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国内学术界对不孕女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医学、护理学、流行病学等领域，较多致力于不孕女性的生理研究与辅助生殖药物、技术的突破。社会学界对不孕女性这一群体关注度则较低，很少有社会科学学者在社会学领域内对不孕女性群体进行分析与研究，社会性别视角下不孕女性的相关研究尤显不足。本文试图在社会性别视角下去关注不孕女性，将她们的个人经历与现有的社会性别文化与性别机制相结合，旨在通过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不孕女性的生存现状，促进她们更好地发展。

　　１社会性别理论的内涵与意义

　　社会性别是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研究与分析社会问题的一个有效视角。社会性别理论认为，性别有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两个方面的差异。生理性别是指两性在生理方面的差异，是先天的；社会性别泛指社会对两性及两性关系的期待、要求和评价，社会性别常常在社会制度（如文化、资源分配、经济体制等）中及个人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传递和巩固。［５］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法国的西蒙娜·德·波夫娃出版的的经典著作《第二性》这本书中，就提出了“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的观点。她指出女人是被社会塑造成“他者”（ｔｈｅｏｔｈｅｒ）的人，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６］３０９波夫娃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性别的概念，但是她指出了生理性别和女性意识之间的不对称关系，这为社会性别的最终产生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美国学者盖尔·卢宾真正地将社会性别作为一个专业术语提出来，她将社会性别定义为“一种由社会强加的两性区分”，“是性别的社会关系的产物”［７］８１，从而使性别（ｇｅｎｄｅｒ）从一个普通的词语变成了女性主义的主导话语。社会性别是与生物学所描述的性别（ｓｅｘ）相区别的，“是一种获得的地位，这一地位是通过心理、文化和社会手段建构的”［８］。社会性别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由社会中的每一个体去建构出来的。同时，社会性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动态的。作为一种理论工具，社会性别为分析妇女地位低下、妇女就业、社会公平等社会议题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有效的分析视角，对女性的相关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性别理论的提出有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它揭开了女性历史的新篇章：首先，它揭示了导致男女不平等的原因，是对父权制下两性关系的总结和深化；其次，社会性别理论挑战了本质主义的认识；再者，社会性别理论推动了女性主义科学的发展。［８］

　　２社会性别视角下不孕女性面临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２．１社会性别视角下不孕女性所面临的困境

　　无法生育的女性因为受到传统文化与生育观念的影响而陷于不孕这一痛苦与悲惨的经历之中，她们不仅要承受心理上的折磨，还要一次又一次地接受医学治疗承受着生理之痛。除此之外，她们还有可能面临着其他家庭成员的指责与婚姻破裂的风险。更有甚者，社会公众对不孕女性的负面认知与排斥等都使得不孕女性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与压力。２．１．１不孕女性在个人层面所面临的困境不管女性不孕的原因如何，不孕都会给其带来生理和心理上的创伤与痛苦。她们在接受医疗干预的情况下，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精力与金钱去进行多次检查、促排、取卵、移植等医疗程序，这些医疗过程不仅会让女性不孕症患者产生极大的生理上的不适与疼痛，也会给她们带来焦虑、恐慌等情绪，使不孕女性遭受生理与心理的双重折磨。不孕女性在被确诊之后经常会产生以下负面心理：①怀疑、愤怒、处事偏激。不孕女性在得知自己无法生育后，经常会感到十分意外，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于是她们采取否认和愤怒的防御机制来欺骗自己。②孤立、自卑。在被确诊不孕后，女性经常遵循“家丑不可外扬”的处事方式，对自己不孕的事情选择秘而不宣、避而不谈的策略。更有甚者，一些不孕女性认为自己是不完整的女性，产生自卑心理，进而减少自己的社交活动，不愿与他人交流，把自己封闭在自我世界之中。③焦虑、恐惧。不孕女性在知晓自己身患不孕症后，会十分迫切地求助于医学或者其他途径来试图治愈自身疾病。在经历一系列的反复治疗仍未奏效后，她们会对自己的未来产生强烈的焦虑与恐惧感。④自责、抑郁。家庭成员的埋怨与指责容易使不孕女性产生负罪感，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过错，进而对自我进行全盘否定，产生强烈的内疚与抑郁心理。２．１．２不孕女性在家庭层面所面临的困境随着时代的发展，家庭结构日趋多元化，但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生育子女是家庭生命周期中的重要阶段之一。不孕女性因无法生育子女很可能造成较多的家庭矛盾，家庭成员的不理解和指责会影响不孕女性与其他家庭成员的感情，甚至会出现联合对抗的病态家庭结构，最终会导致家庭生态系统失衡。多数不孕女性在家庭中地位低下、丧失话语权，甚至被丈夫嫌弃乃至抛弃，面临着极大的婚姻破裂、家庭解体的风险。２．１．３不孕女性在社会层面所面临的困境戈夫曼将“污名”界定为一种使人遭到贬抑的特质，透过污名，人们会把普通人看轻看扁，被污名者也由此遭遇到歧视和排斥。［９］３不孕女性很可能因其无法生育而被污名化，受到周围他人的歧视与排挤，被贴上“不正常、不完整的女人”等负面标签，无法融入正常的社会交往之中。孩子是历久不衰的社会公众话题之一，人们经常会以孩子作为话题切入点进而展开一系列亲子话题的讨论。如果一对夫妻婚后久久没有孩子，那么这对夫妻极有可能成为周围长辈及亲朋好友探询的对象。在这一过程中，女性常常会成为人们询问的对象与谈论的焦点，不孕女性更容易受到人们的嘲笑与轻视。

　　２．２社会性别视角下不孕女性面临困境的原因

　　２．２．１传统社会文化与生育观念的影响费孝通先生从社会功能学的角度认为，为了保证社会的完整和新陈代谢，人类的种族需要有延续的保障，人类创设了一套包括求偶、结婚和抚育等内容的生育制度，结婚不是件私事，而生育这项行为本身也是损己利人的。［１０］１１０－１１５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孩子是夫妻爱情的结晶与婚姻延续的重要保障，女性通过生育来获取个人在家庭里的地位和安全保障［１１］，生育子女尤其是生男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女人在父权社会中的家庭地位、话语权与生命意义，而不孕女性没有完成自己生养孩子的天然使命，使得家庭结构不完整，进而婚姻关系也很难得到延续。传统的“多子多福”“女性就是为了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等生育观念使得不孕女性的生活举步维艰。２．２．２性别角色分工的固化与制约女性由于其生理特性担负着延续生命、繁衍人类的重任，其性别角色和性别规范被社会性别文化建构为生育者与照顾者。时至今日，对大多数家庭来说，仍然遵循着“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即便现在有很多女性可以进入劳动力市场获取劳动报酬，但多数女性依旧要担负着养育孩子、照顾家庭的责任。当社会性别分工模式趋于稳定时，社会性别规范就被建构出来，并在实践上迫使女性依照性别角色分工与性别规范去做她们该做的事情即生育孩子、照顾家庭。在这种僵化的社会性别分工模式下，不孕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中的处境岌岌可危。２．２．３性别意识的约束传统的父权话语体系和性别角色对中国女性的性别意识有很大的影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女性是以一种弱者和依附者的状态跟随丈夫居住，并把生育子女作为巩固与提高自己家庭地位的重要手段。在大多数女性的意识深处，生育子女是她们不可避免的人生抉择。即便是现在，仍有不少女性认为生育子女与照顾家庭是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与担当，并将此作为自己生产活动的重中之重。值得注意的是，不孕女性的艰难处境并不仅仅是因为父权制、传统的社会文化对于不孕女性的排斥与歧视等社会性别不平等机制所导致的，她们对自我身份的不认同以及由于不孕而产生的性别上的残缺感也是导致她们面临困境的重要因素。

　　３社会工作对于不孕女性困境的介入策略

　　３．１解构传统的生育文化，倾听不孕女性的声音

　　在传统社会中，女性通过生育子女来谋求自身在父权制话语体系下的地位与生存意义。时至今日，儒家思想中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仍对中国人民的生育观念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这种生育文化虽然影响深远，但并非是无法改变的。从宏观层面来说，不孕女性的问题既是其个人问题也是结构问题，社会工作者要从不孕女性的角度出发来分析并关注她们的社会位置与其个人困苦间的连接，让不孕女性理解到她们个人的困苦境遇与更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育文化有关，让社会听到不孕女性的声音，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主流，通过政策倡导等手段来解构传统的生育文化观念，重新建构新的、平等的生育文化，改变不孕女性的结构性弱势地位，为不孕女性营造更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从微观层面来说，社会工作者应真正的以不孕女性为中心，尊重她们是独立的个体而不是家庭的附属品和延续后代的生育工具，注重倾听她们的声音，承认并尊重她们的身份与境遇，鼓励她们宣泄内心积压已久的负面情绪，帮助她们缓解因不孕而导致的心理压力并根据需要提供针对性的干预，致力于解决她们所遇到的个人问题，让不孕女性感受到关怀与温暖，有信心、有勇气去面对未来的人生。

　　３．２打破固化的性别角色分工，鼓励不孕女性从

　　传统的社会性别束缚中解放出来性别的价值取向往往以性别角色表现出来，从传统性别文化规定的性别角色来看，女性主要承担生育抚养子女、承担家务劳动、照顾老人等任务［１２］，而现有的一些经济、社会政策等对女性的歧视又进一步将她们的活动范围限制在家庭领域中，迫使她们去扮演好“贤妻良母”的角色。这种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对不孕女性更为不利，因为她们无法生育子女，无法成功扮演再生产者的角色。社会工作者要具备高度的性别敏感度，要看到传统性别角色分工对女性的限制与不平等，要勇于从不孕女性独特的人生经历、需求出发，使用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对不孕女性进行增能，向不孕女性倾斜培训发展机会，培养不孕女性的生活技能与就业能力，鼓励她们走出家庭私领域；社会工作者可以采用小组的方式来建立不孕女性互助与支持小组，鼓励她们与其他不孕女性交流，通过他人的人生经验与故事寻找解决自身困扰的方法，发现自身以及彼此的力量；社会工作者还可以帮助不孕女性与其他女性（如健康女性、年长女性等）建立友好关系，扩大社区以及代际间的团结，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源，寻求社会各界的帮助，以集体倡导的方式打破固化的性别角色分工，鼓励不孕女性从传统的社会性别束缚中解放出来，改变不孕女性的不利处境。

　　３．３建构更为平等的社会性别机制与性别规范，促进不孕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传统的生育文化、父权制加上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机制，使得不孕女性的自我认同和社会互动容易出现问题。社会性别机制与性别规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的建构是一个动态过程，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随着追求独立、自由和平等的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后，传统的性别机制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女权主义的思潮就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中方方面面的性别不平等和性别歧视现象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１３］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建构更为平等的社会性别机制与性别规范来不断满足不孕女性的战略性社会性别需求，提高她们的经济地位，消除性别分工，传播男女平等的性别理念，最终改变男女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社会工作者还要帮助不孕女性看到自身困境的结构性原因而不是将问题内化，帮助她们形成并运用积极的思维模式来解决自己因不孕所面临的问题，促进不孕女性的自我认同与性别意识觉醒，提升不孕女性的抗逆力与自我效能感，进而帮助她们走出困境。

　　４结语

　　部分不孕女性随着医学的发展与进步可以通过医疗手段来实现自己生育孩子的愿望，而对那些很难或者无法治愈的不孕女性来说，她们因无法正常履行现有的性别规范强加给她们的母亲角色仍旧处在困境中。因此，将不孕女性的个人苦难经历与宏观层面的社会性别文化、性别分工、性别意识连接起来，营造一个更有利于不孕女性生存的社会环境是至关重要又任重道远的，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为之不懈努力。

　　作者：王梦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