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范式对文化发展的贡献

　　方克立先生的“马魂、中体、西用”三元理论范式，是对“中体西用”论、“西体中用”论的批判与借鉴，对张岱年先生“综合创新”论的继承与发展，不但是对文化发展领域方法论的创新，也对正确处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明之间关系及创新全球治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马魂、中体、西用”;文化发展;理论范式

　　“马魂”指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中体”是指把中华民族自身文化作为“生命主体、接受主体、创造主体”;“西用”则是指学习借鉴中国文化以外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合理元素。方克立先生将“魂”引入“体用”二元模式，提出“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1]文化观。并把“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分置其中，提出“马魂、中体、西用”理论范式，阐述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文化作为“生命主体”“接受主体”“创造主体”吸收外来优良文化实现现代化发展的理念，开创了学界研究的新理论范式，也为解决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提供了现实可行的发展道路，为世界文化提供了可借鉴的发展道路。

　　一、“马魂、中体、西用”论之思想基础

　　“马魂、中体、西用”论的提出，源于方克立先生对“体用”内涵及其演变过程的长期探索。他指出要在明确“体用”的多重涵义之后慎而言之，并以“体用”范畴阐明文化现代化问题。

　　(一)“体用”范畴——学理依据

　　方先生指出，“体用”是指个体事物与其功能、作用、属性的关系，朱熹、王夫之都持此意，认为有形质之物质实体即“体”，其功能、作用、属性是“用”，“用”之应用即“器体道用”，在道、器二者间，体、用不分，只有存于“器”，属性“道”方可在，所谓“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道”在，此“器”方可为该“器”;“用”体现“体”本质属性，只有“用”在，“体”方为该“用”之“体”，体、用相互依存。实体同其属性，虽为“体用”关系，但中国哲学史上的多数哲学家使用“体用”是在本质与现象关系下，且围绕本体论争论也多在此范畴下进行。如以“道”“空”为“体”，以自然万物为“用”，是唯心主义佛老学派观点;以“气”为“体”，以诸类具体事物为“用”，是唯物主义气学派主张。这种以本质为“体”，以现象为“用”，即为“器体道用”。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两派别之分歧是，作为本质之“体”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而不在于“体用”是否体现本质与现象二者关系，两大派也同时自称遵循“体用”之统一原则。“用”以“体”为依据，“体”以“用”展现自身，二者相统一。但无论佛老学派还是气学派，在实际中多数人并未践行这一原则。王夫之则理解为“形而上之道”同“形而下之器”都统一在“形”中，二者不能脱离对方存在。对此方先生指出，王夫之这一表述最具有解释力，这正是“马魂、中体、西用”论的学理依据。

　　(二)“西体中用”“中体西用”论——批评与借鉴

　　晚清张之洞主张以传统“心性之学”为精神指导，以西学“经世宰物”知识为实践，倡导“中体西用”。引进西方先进科技推动中国文化发展，以实现维护封建统治。但因受封建纲常束缚，结果对西方学习仅于科技层面即“器物”上，制度层面始终固守传统，因而无法真正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但“中体西用”论一定程度上得到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继承，在“马、中、西”交互下，一些保守主义者们没有继续坚持儒学全面复兴，但依然主张“中国文化”之本位，坚持“儒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已偏离“体用”之涵义，实为在“学”范围内把“体”“用”割裂。“中学”和“西学”文化背景不同，“西用”并非能自觉展现“中体”，因此“体用”关系最终为中国文化主体“主与辅”“本与末”关系所取代。方先生评价“中体西用”，认为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第一种可能的形式”[2]。“中体西用”是对待中西文化总的原则，主要内容是把中国传统文化核心部分同西方坚船利炮、生产技术一类的文化归于一体，以此改变清朝状况。“西体中用”主张的“体”“用”涵义不同，“中”“西”范围不同。“西体中用”其实质是“西化”。李泽厚先生主张“人类学本体论”，其“体”是指生产、生活方式等社会存在之本体。此外，在李先生看来，“中体西用”中的“科学技术”属“西学”，其与生产方式相联系，也应是“体”的部分。随着全球不同民族文化的深入交流，“全盘西化”“全盘儒化”均逐渐被边缘化，各学派学者的主张也逐渐为“一元文化为主导，多元文化相融合”论所代替，但自由主义的“西体中用”、保守主义的“中体西用”仍忽视、排斥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后在中国传播，为方先生在批判“西体中用”“中体西用”论基础上提出“马魂、中体、西用”论，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综合创新”论——继承与发展

　　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论，是指“综合中西文化之长而创造新的中国文化”[3]。即综合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中国文化。他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思想不应舍弃，西方文化于近代传入中国也有其合理性，中西诸多思想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可创新。方先生深受“综合创新”论影响，将其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2]。“综合创新”论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作用，构建起中国文化发展较为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受“体用”二元模式限制，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以及中华民族存在都视为“体”，因此阐述文化的主体性、主导性时都用“体”体现，难免使人产生歧义。方先生在继承“综合创新”论基础上，首次将“魂”引入“体用”模式，使“体用”两种涵义结合，创立了“马魂、中体、西用”新理论范式，弥补了张先生主体性之“体”和主导性之“体”易产生歧义的不足。

　　二、“马魂、中体、西用”对文化发展的贡献

　　(一)创立理论研究新范式，推动中国文化发展

　　1.推动“综合创新”论的发展在继承“综合创新”论基础上，方先生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的理论新范式，推动了“综合创新”论的发展。“马魂”指立足中国新文化，要发挥先进文化引领作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外来文化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生命体”这一“体”的“魂”，是文化的精神价值，文化“生命体”不能没有精神的指导，并且指导精神也需栖息之所，即文化“生命体”价值的发挥。有了“马魂”指导，“中体”激发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质基因从而焕发活力;“马魂”有机融入“中体”，方可显示重要价值。中国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手段及形式，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也实现了中国文化之创造转化与创新发展。“马魂”“中体”分别同“西用”相辅相成。“马魂”促使“西用”符合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是指导原则，“西用”可展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前进方向。“西用”之居所是“中体”，其融入“中体”并被其接纳、注入新血液，激发出活力从而走向现代化。2.创立学术研究新范式“马魂、中体、西用”论，可为解决文化现代化发展提供可参考的方案，也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科之间处理中、西、马关系提供了基本框架。“中体”是主体，即中国文化是学术研究资源，以中国问题为研究中心与主题来建立学术话语体系;“西用”是学习借鉴外来优秀学术成果为我所用;“马魂”是学术立场与精神指导，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把这一模式当作学术领域的理论范式，学界广泛认可关注，并得到进一步阐释，“马学为魂”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性，“中学为体”则强调民族主体意识的保持，“西学为用”主张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服务中国文化研究。可见这一理论范式，同其作为文化观以解决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的精神实质内在相通。这一学术范式一定程度上可用于各领域学术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运用唯物辩证法以实践去检验各领域理论研究;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以各大领域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之精神作为传承发展主体，在坚持民族主体性、保持各领域专业理论特色下，汲取国外有益文化成果;以西方及世界各民族的丰富资源为借鉴对象，在符合马克思主义指导原则下合理应用。

　　(二)为世界文化发展提供了借鉴之路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当前，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中国倡导“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理念，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碰撞已成必然。因此，当前的文化主题，是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与融合。“马魂、中体、西用”的理论范式为世界文化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道路。“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4]，阐明了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意义。中华民族自古就秉持开放包容理念，坚持在开放中发展，在交流互鉴中实现文化繁荣。“马魂、中体、西用”作为学术范式，推广开来，逐渐被应用于各大领域并为学界学者熟知认同。当然，这一学术研究范式仍有其局限性，仍存在一定深入探讨的理论空间。

　　参考文献：

　　[1]方克立.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224.

　　[2]方克立.现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468+585.

　　[3]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七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14.

　　[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258.

　　作者：韩亦菲 单位：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