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本质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历史上对私有财产及其本质的把握没有超出意志关系的范畴，依据不同的意志关系为私有财产权利确立了正当性的基础。马克思在揭露作为意志关系的私有财产的实质中从“副本批判”转向“原本批判”，在真实意义上完成了现代哲学任务的转向。马克思依据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从意志关系转向生产关系把握现代财产关系的总和，但是由于从生产关系把握私有财产及其关系易于成为从人类发展进程描述私有财产起源和发展的事实，因而必须在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关系中完成对私有财产及其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关键词：私有财产；意志关系；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批判

　　“财产既指向实体物，也指一种关系”[1]585。对私有财产的把握不在于对具体财富实物内容的把握，更重要的是对财产关系的把握。对私有财产关系问题的把握关系着在何种意义上把握私有财产的本质问题。私有财产的关系集中体现为不同时代对私有财产的不同规定性，作为实物形式仅从不同时期不同表现形式作出区别没有实质性的意义。私有财产是一个历史概念，集中体现为表征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社会关系，而马克思所考察的私有财产是现代社会的私有财产，进入马克思批判视野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财产。马克思根据《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对古代社会变化形态的考察，发现私有财产在家庭婚姻、国家制度变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古代社会私有财产是政治国家的功能，而现代社会政治国家成了私有财产的功能。以启蒙运动为分界点，私有财产和政治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古典社会到中世纪基督教时期，财产分配基于特定的身份来实现，因而私有财产执行的或者是皇帝意志（国家）或者是上帝意志，随着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分离出来，西方哲学开始了为私有财产寻找主体意志的建构之路。事实上怎样把握私有财产和政治国家的关系决定着如何认识人与人的关系以及认识人自身的本质性问题。

　　一、作为意志关系的私有财产构成形而上学批判的原则

　　近代政治家洛克、格劳秀斯、普芬道夫以及卢梭、休谟分别从自然权利、社会权利出发寻求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依据。洛克等人从自然的理性法则出发肯定私有财产，尽管他们总是需要借助上帝的名义为自然理性法则护航，但理性法则已经不是源于上帝的命令，而是一种独立于他人意志的自然理性。自然理性表现为人通过某种拨归私用的方式添加或者改变原来的共同状态，使物打上自己行为的烙印，使物划归己有，这种行为被洛克看作是无需依靠任何人的意志，天然地获得的自由处置自己财产和人身的权利。当然洛克同时坚持寻找共同尊长（国家）以维护这一财产权利的顺利实现和执行，并主张国家意志以及法的意志源自于自然法的“理性”。洛克把自然法则置于共同意志之上，认为从自然法则中推导出的私有财产权利天然排斥他人的意志。格劳秀斯认为私有财产完全不需要一种明示或协议[2]39，而普芬道夫则反对不加区别地抹杀他人意志。洛克已经肯定理性无法自证其正当性，而必须来自感性的经验。通过感性经验确证财产权利的过程中必然会碰到他人共同的权利，即你实现自己的财产权利不可能和他人的意志不冲突，因此从自然理性法则出发产生的矛盾恰恰是反对财产权利确立的前提。所谓优先于“意志”的自然法则本身已经包含着他人的同意，私有财产权利能够存在只是因为暂时理性法则能够和他人的意志相调和。卢梭、休谟等人从社会权利的角度挖掘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依据，更为直接地以共同意志代替自然理性作为私有财产确立的正当性依据。卢梭认为人类从自然状态转向社会状态的过程中首先碰到财产所有的问题，人们首先会在生活中通过经验确认财产占有的一些事实，而作为权利根本的是由于人们相互之间达成的约定或者契约。因此卢梭认为让渡个人的自然权利给国家，个人的财产权利是一种通过社会契约而保存的公共意志。在卢梭理论的基础上，休谟指出只有组成国家才能形成个人合法的财产权利，基于经验上的习惯性联想实现的占有将在全体社会成员缔结协议以确定个人合法的财产权利。但如何保证国家意志真实地成为公民意志的代表则是问题的关键，否则就陷入共同意志被主权者意志侵占的危险。基于弥合自然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对立，康德把理性和意志结合起来重构私有财产的法权基础，通过建立“道德形而上学”原则实现理性和意志、自然法和契约论在形式上的和解。康德认为“就理性能够规定任性而言，意志就是实践理性本身”[3]220，占有物的意志事实上依据的是源于实践理性的普遍理性。康德赋予意志以实践的力量，同时仍主张意志还是可以撇开一切时间和空间条件的概念或想象，最终仍然没有跳出唯心主义的范畴理解财产占有的基础。黑格尔指出财产是自由意志的实现，但所有权的实现在于扬弃“人格的纯粹主观性”的“我的意志”的实现，使“占有某物的意志必须表达于外”，“我的意志必须在物中持续下去”[4]82。同时占有财产不仅仅是我的主观意志的实现，还必须通过他人的意志，也就是在共同意志的范围内占有财产[4]91。我的意志在财产中的显现如何能和他人的意志达成一致，立足这一问题，黑格尔从我的意志与他的意志的冲突中提出共同的普遍的基础，即普遍意志。而国家就是普遍意志的代表，也是最高理性的实现。“理性的利益在于主观意志成为普遍意志，并把自己提高到这种现实化”[4]92。至此，黑格尔为占有财产的合法性找到了普遍性的基础。财产关系的意志基础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系统且丰富的表述，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在绝对精神的运动中得到说明，其中财产关系就变成了带有神秘思辨色彩的意志关系。黑格尔以长子继承制弥合个人意志和国家意志的对立恰恰把最为本质的问题———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暴露出来，在本质上这不过是私人领域的财产问题上升为公共领域的政治制度。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中指出，现代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突出表现为现实的财产关系抛弃共同体的外观，集中表现为以意志为基础的国家、法的内容。迄今为止关于财产正当性争论的焦点无非是想提出关于财产占有的普遍性法则，在寻求普遍性法则的意义上全部问题转化为调和个人意志和普遍意志之间的矛盾。从皇帝意志到上帝意志，从自然权利到社会权利，作为普遍意志的代表被历史选择为财产占有的正当性基础，但是始终没有超出意志关系的范畴认识财产及其关系。经常上升为法的意志（普遍意志）的全部财产内容归根结底来自于成员间对于他人占有财产事实上的承认。因而私有财产的实现一定是以他人对自己财产占有关系的承认为前提，作为法权基础的普遍意志也没有超出成员个人的意志范围。财产关系的意志基础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最丰富和最终的表述，国家权力以及个人权利的外在必然性和普遍性源自于绝对精神的自我生产，“抽象的现实性和必然性”成为国家的“现实性和必然性”。黑格尔以长子继承制弥合个人意志和国家意志的对立却将私有财产和国家的矛盾关系充分暴露出来，在本质上这不过是私人领域的财产内容上升为公共领域的政治制度。看看在黑格尔那里地产作为既“不仰仗于行政权的恩宠”又不依赖于“社会意志”的财产，如何发展为独立自主的私有财产，就可以发现“最高阶段的政治制度就是私有制”[5]133。政治国家把私有财产奉为抽象的独立物，因而独立自主的私有财产获得独立的意志基础，在形式上是国家规定私有财产，事实上是私有财产规定国家的性质，这就不难理解国家制度在各个方面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私有财产成了意志的主体，意志则成了私有财产的简单谓语”[5]135。黑格尔基于弥合现代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裂，用国家的普遍意志刘秀：私有财产的哲学本质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规定市民社会的财产关系，其实是倒因为果，倒果为因。作为普遍意志结果表达的财产关系造成一种错觉：似乎私有财产是凭借个人意志拥有绝对的支配权。现代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国家作为普遍意志的代表为私有财产确立了合法的形式。事实上，使用和滥用的权利不是来自于意志，而是由于个人占有财产的所有关系成为在社会关系中占有基础地位的所有制关系。所以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时指出，“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即占有，是一个事实，是不可解释的事实，而不是权利”[5]146。任何时代财产占有首先是以经验性的事实确定下来，以法权形式表现的私有财产只是通过法律对事实性的占有以明文规定，财产才成为一个人凭借意志任意使用、占有、处理的私有财产。“意志”根本上由利益需求构成，单个人的特殊利益同作为共同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之间存在矛盾，在任何历史发展阶段，都在调和这一矛盾，因此也就造成国家不断寻找作为共同利益的代表的普遍有效的形式。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没有超出单个人和全体利益、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没有超出阶级对抗的范围，通常阶级利益采取同单个利益相脱离的虚幻的共同利益形式。归根结底，国家作为普遍意志代表是虚幻的共同利益的表现。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哲学从抽象的概念出发认识人类历史，从“意识”“观念”“精神”出发把现实的财产关系纳入到意志关系的范畴。不同时代的财产关系总是采取不同的意志关系，归根结底是市民社会的物质利益关系，是需要，是利益。德国哲学家们总是从观念出发规定人与人的关系，从“意识”“观念”“精神”出发规定财产的属性、范畴以及发展。通过对财产法权外衣的揭露，马克思在批判意志关系的思辨性的同时完成了对古典哲学的批判。马克思从现实的生活出发说明意识的不同形式，从市民社会的财产内容说明国家、法、意志等时代的范畴，把一切本末倒置的关系颠倒过来。他在分析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关系中指出，人类历史各个发展阶段的财产关系，或采取不同的权利形式，获仰仗不同的意志基础，归根结底隶属于市民社会的物质利益关系。

　　二、作为生产关系的私有财产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

　　历史上诸多哲学家对财产关系的批判与建构都没有超出意志关系的范畴。中世纪皇权和神权的斗争以上帝意志和皇帝意志的对抗为表征，争夺解释财产关系的“权力”；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以理性精神驳倒封建的皇帝命令，形成摆脱了古代共同体的财产关系，作为普遍意志来表达的现存财产关系却到处造成理性和现实的矛盾。以意志关系为基础界说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基础，随着个人意志战胜皇帝意志成为解释财产的合法性基础，先验的、既定的身份占有谎言被戳破，这一事实就会更为明显地显现出来：“某人在法律上可以对某物享有权利，但实际上并不拥有某物。”[1]585人们会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发现，某人在法律上拥有占有财产的权利，却在事实上没有占有财产而生活得更好的可能性。作为意志关系，私有财产及其关系被本末倒置为超验性的意识，而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是从现实的生产交往活动中产生的。由于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发现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颠倒，马克思进一步提出对市民社会的解剖要立足现实的物质生活关系。因此，“对财产关系的总和，不是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来把握，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上即作为生产关系来把握”[6]18。人们一直以来谈论的财产关系事实上是作为意志关系来把握的，最根本的是对生产关系的把握。一句话概括，意志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财产关系是意志关系的现实形态。生产关系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物质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7]591，是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一种社会关系。人们之间的活动和交往一定会结成相互关系，从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及人体的构造考察就可以确定占基础地位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总和构成一个社会占决定地位的经济基础，表现为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结构等物质性的内容，而一定的法律的、政治的、道德的意识形式建立其上。历史本身对财产关系的“意识形态”批判事实上是基于生产关系的变革实现的，现在从生产关系把握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才具有现实性和普遍性的意义。首先，生产关系是财产关系的现实形态，财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马克思立足“现实的人及其活动”阐明了以生产关系为内容的财产关系。德国哲学批判没有离开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基地，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抛弃整个德国哲学的前提从现实的人这个前提出发提出现代哲学的任务。从有生命的人出发，从“现实的人”出发，人类历史的活动包括生产物质生活，新的需要的产生以及人口的生产：一方面生产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方面生产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们在什么条件下，以怎样的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决定着人们之间形成怎样的社会关系。在社会生产中结成生产关系、交往关系构成把握财产关系的核心内容。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构成私有财产的物质形态，历史上每一时期私有财产都会成呈现为不同的形态，这并不是界定私有财产最根本的内容，而是必须基于人们之间形成的生产和交往关系揭示私有财产的本质。生产、分工以及交往构成人类社会居于基础地位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因而决定着人类社会发展不同阶段呈现出怎样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以及道德关系。一定的活动方式和交往方式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正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造成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财产关系抛弃政治共同体而采取普遍意志的形式。意志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现代社会从意志关系考察财产关系不过是对作为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的把握，对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式的认识。马克思提出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产生的基础，就是把社会生活中生产和交往的内容、方式理解为政治国家的基础，就是因为市民社会在一般的意义上标志着一切时代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生产关系。市民社会在性质上由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特定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决定，必须从现实的经济关系去把握作为上层建筑的法权关系，而不能从上层的意识形式去认识现实的经济利益基础。从物质生产、生活关系的总和，即从生产关系中寻找市民社会存在的秘密，至此马克思为把握私有财产找到了现实的感性的基础。马克思批判德国古典哲学在这里找到了其现实的指向，必须转变现代哲学的任务，必须彻底抛弃近代哲学的唯心主义前提。所以马克思说对市民社会的解剖要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在私有财产这一问题上，要立足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把颠倒的认识彻底扭转过来。其次，作为生产关系，私有财产集中表现为每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关系。从“生产关系”去把握私有财产及其关系就需要进一步厘定私有财产及其关系的具体表现。马克思在《形态》中，从分工出发把所有制关系提炼为生产关系的核心，表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财产关系集中体现为不同的所有制关系，同时正是作为基础的所有制关系决定着社会生产、交往以及分工的内容。人类社会历史由生产和交往所决定，因而在不同发展阶段分工采取不同的形式，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在生产、分配、消费、交换各个环节展现出来不同的内容，所有这些活动构成分工的内容。可以说，“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1]536。所有制构成各个人全面的依存关系，这个关系就是人表现自己生命的基础。所有制关系像命运之神一样，遨游于寰球之上，用看不见的手在人们之间进行财富的分配。迄今为止随着世界历史性生产不断扩大的交往活动形成独立于个人之外的异己力量的存在，这种不受个人控制的凌驾于人们之上的力量总是用幻想的、思辨的方式解释为“类的自我生产”。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遇到的人生产自己以及生产他人的内容属于物质性内容，这包含在现实的人及环境这一不证自明的前提中，在交往中形成的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都无法消融在“自我意识”中。以生产、分工和交往为基础，马克思阐明了体力和脑力、城市和乡村、土地和资本以及资本和劳动分离的历史过程。在人类生产和交往的物质过程中阐明了随着城市、商人、行会、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发展起来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部落所有制经历封建地产、同业公会动产以及工场手工业资本的发展成为以现代大工业资本为内容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古代的、封建的财产关系不用消灭，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发展已经将他们消灭了。现在“资本主义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7]34，代之以新的表现人们生命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不同的生产关系构成私有财产不同的本质规定性。由此可以提出，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本质就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生产方式，集中表现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人们之间具体的财产分配内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因此也就可以理解马克思并不消灭一般私有制，而是提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任务。最后，从生产关系出发理解财产关系的本质构成研究私有财产现实感性的基础，但是也造成从一般意义上把私有财产理解为物质性的生产成果。从刘秀：私有财产的哲学本质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意志关系转向生产关系考察财产关系的本质，推动构建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在哲学批判的意义上反思思辨哲学的原则。把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确立为社会历史的基础，推动摒弃从理性、观念、意识等出发理解私有财产的哲学革命。从生产关系出发理解财产关系的本质构成研究私有财产现实感性的基础，但是也造成从一般意义上把私有财产及其关系理解为描述性的经济事实。马克思一方面从作为一切时代的生产关系总和描述市民社会，另一方面又特别指出市民社会是随着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特定的社会组织。这一问题意味着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中对财产关系的把握不仅要找到现实的土壤，而且应进一步放置在社会历史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对财产关系的把握不仅仅在于对作为基础的事实性描述，更重要的是从一般的物质生产推进到特定社会历史内涵的批判。从意志关系转向生产关系考察私有财产最早隶属于反思思辨哲学的唯物主义原则，明确了从一般人类学意义上把握作为物质生产的私有财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但仅仅在一般意义上谈论生产和交往关系跟国民经济学谈论的商品、货币、资本等经济学范畴并不能完全区别开来，古典经济学早就发现财富的创造离不开人感性的劳动活动以及土地等自然资源，但这不妨碍他们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描述为永恒的经济关系。可以说在这一层面上并没有达到对私有财产的批判，也没有达到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也因此说明需要进一步挖掘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维度。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一方面为理解人类历史找到现实的感性的基础，另一方面提出从研究一般生产关系转向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批判的任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7]591，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包含着批判和建构财产关系的社会历史内容。私有财产及其关系作为一个历史概念，不仅仅表明一个社会占基础地位的物质生产内容，而且还表现生产关系运动、变化的社会历史内容。必须从两个层面区别私有财产及其关系的本质规定性：一是作为一般性物质生产关系，一是作为资本关系。从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封建的生产关系发展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古代的和封建的财产关系在生产力的历史更替中走向没落，现代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必须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分析来回答。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确立物质生产的基础性地位之余，事实上已经开始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性质的分析。“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8]9，但是不能因为这个一般的规定或者抽出来的共同点而忘记特定历史时代生产关系的本质差别。“资本逻辑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应有内容，而且，只有从生产逻辑进入资本逻辑，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得到完整的理解。”[9]把握资本主义财产关系，需要进一步从作为生产关系的私有财产的界定推进到作为资本关系的私有财产的批判，以及需要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认识推进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对生产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转向对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旨在进一步从物与物的关系推进到从人与人的关系把握财产关系特定的社会历史内涵。

　　三、作为资本关系的私有财产构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原则

　　对于现代资产阶级财产关系，过去一直从意志关系把握的财产关系现在必须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分析来回答。国民经济学的全部智慧就在于把“资本”“私有财产”抽象为一般的生产资料，把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描述为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以此塑造现存生产关系的合理性与永存性。斯密、李嘉图等经济学家从一般生产出发，把私有财产看作生产的结果，但是看看生产的前提就可以发现这是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从一般的生产规定出发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而必须深入到对资本关系的批判中。有学者指出马克思超越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对私有财产的形而上学认识，以及对其现代性批判就在于披露统治现代世界的抽象主体———资本[10]。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理解古代经济关系提供了钥匙，作为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基础的纯粹经济关系显现出来，但不能把它当作抹杀了一切历史差别的普遍的社会关系来对待。第一，资本是普遍的私有财产的现实。私有财产从不动产形式发展到动产形式，以商品和货币为媒介采取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的资本形式。工业的、商业的生产采取资本的形式，甚至农业也成为资本生产的一个部门。以租地农场主为中介，资本打破地主和土地之间温情脉脉的“贵族渊源”，宣告资本家对土地所有者的胜利。就财产历史形式的发展而言，是动产对不动产的胜利，是现代财产形式对古代财产形式的胜利，也是发达的私有财产对不发达的私有财产的胜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的历史过程就是把私有财产各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发展为一种普遍性的资本形式。私有财产采取资本的形式，具体、丰富的私有财产内容丧失其自然的、社会的特质而成为现代社会抽象的、普遍性的形式。“资本的文明的胜利恰恰在于，资本发现并促使人的劳动代替死的物成为财富的源泉”[11]71。作为资本，对象的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规定性消失了，劳动、一般劳动、抽象劳动提高为财富创造的原则，财富的主体存在成了财富的本质。私有财产移入人的本质，因而能够不再受制于地域、民族等现实的规定性，而发展成为形而上学的新形式。一切财富都是工业的财富，工业资本作为私有财产完成了的客观形式，作为普遍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性的力量实现了对人的统治。作为资本存在的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相互作用形成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内涵。从人本主义的维度看私有财产是异己的劳动内容，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这就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结果。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劳动外化形成私有财产，但是客观的财产形式会转化为造成异化劳动的资本内容。因而不能把资本生产的内容当作政治经济学一般规律来看待，而必须从其反对人的内容提出批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进行的雇佣劳动生产出工人对资本家、对自身以及对非工人的异己关系，一言以蔽之，它生产了资本家的财富却生产了工人的贫困。政治经济学的原则已经无法掩盖私有财产作为资本关系的实质：“作为财产之排除的劳动”和“作为劳动之排除的资本”的对立。一方面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实现需要劳动，另一方面资本关系本身包含着反对人、否定人的力量。国民经济学把抽象的劳动提高为私有财产的原则，事实上“劳动作为手段之服务的那种生活是私有制的生活”[11]85。私有财产是异化了人的生命的感性表现，工人在劳动中不断形成否定自己的异己力量，人变得如此片面以至于占有对象的感性活动对主体人而言毫无意义，不仅五官的感受，所有的精神感受都是非人的存在。劳动成为资本生产的环节，成为资本增值的手段，因此马克思转向对国民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原则的批判，进一步在批判资本统治的逻辑中阐明私有财产的本质。第二，资本逻辑统治的实质是劳动和资本的分离。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在追问资本和劳动分离的历史过程中说明私有财产的真实来源。形式上私有财产是资本分配的结果，事实上是由于私有财产成为资本改变了劳动关系而造成这样的结果，因此必须废除劳动主体把劳动的客观条件当作前提的生产关系。古典的或者封建的财产关系没有离开国家共同体表现自身，劳动者作为共同体成员的关系是劳动者劳动的前提，这就造成劳动主体把生产资料、劳动材料当作劳动的前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以往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的不同在于，把劳动的客观条件当作自己劳动前提的关系的解体，过去在人身依附关系下依然表现为“必然如此”的劳动关系。现在，一方面造成劳动和资本相分离，另一方面确立资本成为劳动的前提。劳动和资本的分离一方面形成一大批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自由工人，另一方面形成占有大量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正是由于掌握生产条件的阶级可以雇佣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从事劳动，私有财产从一种财富形式转化为资本。资本家和工人的对立即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归根结底是作为他人的财产和作为个人的非财产相对立。资本成为劳动的前提，工人成为资本生产的一个环节，而资本成为工人存在的一个前提。私有财产及其关系以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为内容，使无产和有产的对立不再是无关紧要的对立，作为劳动是单纯劳动人的抽象存在，作为资本，表现为“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11]21。问题在于从资本和劳动分离的历史过程可以发现，资本不是天然作为劳动的前提存在的，即“绝不是资本创造出劳动的客观条件”[8]160。资本的前财富形态是劳动的结果，现在却作为劳动无法超越的前提导致财富分配上到处造成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财产事实。这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的不合理提出批判就在于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在等价交换原则的掩盖下发现资本会转化为无偿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由于资本和劳动的分离，等价交换掩盖的是不交换而占有他人劳动，所以绝不是资本创造了劳动，而是劳动者不断生产限制和束缚自身的前提，即工人的劳动创造的是资本，是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第三，对作为资本关系的私有财产的批判包含着扬弃私有财产的建构之路。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仅在于揭示资本统治的实质和逻辑，更重要的是在批判中完成私有财产的现代建构。作为资本形式的私有财产和工人劳动的相互作用生产现代社会的剥削事实，把劳动的外化的一般结果作为劳动的前提，因此外化变成异化，在私有财产发展的高级阶段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关系中暴露出来。作为主体的劳动和作为客体的资本的对立发展到矛盾因而促使矛盾得以解决的能动关系构成私有财产的现代本质，具体表现为：作为客体的资本僭越社会的主体性存在，人的主体性地位在雇佣劳动中丧失。资本从作为主体性出发，成为黑格尔笔下自为存在着的“绝对精神”，成为一种自我运动、自我复归的社会力量。资本不仅设定物的属性，而且设定人的属性，在不断设定对象性存在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规定性。在普遍的对象化的关系中，再没有什么比资本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以及自为的、合理的东西。资本不断地克服一切自然、民族、地域的狭隘性，把世界范围内的生产要素卷入到社会化大生产中，资本越来越普遍，也越来越抽象。资本不可遏制地追求着普遍性，使需要成为“普遍需要”，使劳动成为“普遍劳动”，使财产成为“普遍财富”。在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关系中阐明扬弃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革命，因而是“异己的对象和非人的对象”转变为“主体的对象性活动”，使劳动以及对象成为确证人本质力量的存在，即使资本的主体性向人的主体性复归。资本毕竟是一种社会性的物质力量，其经历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会为消灭自身准备条件。一方面在于资本发展会进一步形成对自身的限制，即普遍的社会化生产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和组织的方式提出质疑；另一方面，资本的发展就会走向其对立面，要求对资本存在的前提进行否定。资本否定自己的方式绝不是倒退到不发达的、粗陋的社会形态下，而是在物质性的生产活动中获得重新占有对象、占有财富的社会力量。把分工产生的异己力量置于个人的控制之下，使交换、生产及他们发生相互关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的支配，这种复归之所以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产的”[11]81，就在于资本为财产发展为社会公共财产准备条件。资本所容纳的生产力总和必须通过扬弃对象性的本质的异化占有对象性的本质，通过占有生产力总和将实现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革命。私有财产向人的主体本质的回归，消灭资本的主体性，必须重新占有资本的对象性力量。资本作为普遍的私有财产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人成为资本附庸的同时，也为消灭财富的私人形式，实现财富的共有形式准备了条件。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在于发现扬弃资本和劳动分离的历史必然性，发现资本主义私有制向其对立面转化的历史必然性。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作为私有财产积极扬弃的共产主义，就可以理解消灭私有制和扬弃私有财产谈的是一个问题。扬弃私有财产在于不使财产占有成为奴役劳动的权力，而消灭资本权力根本的就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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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刘秀 来源于《普阳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