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文化产品开发与服务模型

　　数字人文为创新档案文化产品的开发与服务模式提供了机遇。文章从服务需求与效益的视角看待档案文化产品开发，从理论上探讨了数字人文与档案文化产品开发的关联。通过文献调研，利用NVI⁃VO.12提炼了数字人文背景下档案服务的四大功能需求，即交互性、学术性、便捷性和智能化需求，最后在融入服务功能需求的基础上，从“档案资源积累—档案文化产品开发—档案服务效益实现”三个维度建构了档案文化产品开发与服务的模型。

　　关键词：数字人文；档案文化产品；服务需求；开发；模型

　　数字人文起源于1949年博萨（Busa）使用电脑对神学家阿奎那（Aquinas）著作内的字词进行大规模处理的实践[1]。数字人文是数字技术应用于人文领域的智力活动，数字人文项目具备“单一主题领域”“多重功能复合”“多元学科属性”“面向知识整合”等特点[2]，其本质是方法和工具的变革，带来的颠覆性正在造成人文科学“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3]。档案界也在不断探索数字人文背景下档案学理论和实践的新范式，探求数字人文与档案学科的融合与发展成了研究的热点，但在档案文化产品的研究领域，主要从档案资源建设与开发角度[4-5]、档案宣传与营销角度[6-7]、档案产业、商业化发展[8-9]开展，较少涉及数字人文的应用。《2020年全国档案宣传工作要点》提出“推出一批有特色、有影响力的高质量档案文化产品”。[10]王运彬、王小云从“产品”角度认识档案价值，“以‘产品’的眼光来检验其价值，是档案价值认知以及实现的重要转型”[11]。档案文化产品应向着提升质量和实现价值的方向转型，数字人文为档案文化产品的转型和创新提供了机遇。本文从满足档案服务需求、提升档案服务效益的角度出发，将数字人文视为推动档案文化产品开发模式转型的方法和工具，把数字人文的理念、技术与方法融入开发过程，实现开放的、协作的、技术的开发，建立档案文化品牌，保证长期效益的实现。因此，本文从探讨数字人文与档案文化产品开发与服务的理论关系开始，提出了数字人文背景下档案服务的功能需求，在融入服务需求的基础上建立了数字人文视角下档案文化产品的从开发到服务的全流程模型。

　　一、数字人文与档案文化产品开发与服务的理论关联

　　约翰娜·德鲁克等认为：“数字人文的实践活动探索在不以印刷品为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主要媒介的新时代出现的各种问题。”[12]面对档案领域不断拓展和深化的服务需求，数字人文可以帮助档案文化产品的开发紧跟时代发展，契合用户需求。刘炜等人认为“数字人文本质上是一个‘方法论共同体’”[13]，也就是说数字人文能够在档案文化产品开发和服务的过程中提供以应对档案服务需求为目标的方法论。数字人文视角下的档案文化产品开发与服务实际上是一种数字方法论引领的新型档案文化产品开发模式。

　　（一）数字人文引领档案文化产品开发服务的前提：研究对象的包容性

　　数字人文将研究对象界定为从史前到当下的整个人类历史记录[14]，从横向上来说是全体人类的记录，从纵向的时间角度来说是历史的全程记录，可以说无所不包。档案文化产品开发与服务研究的是档案资源向文化产品转化的过程，其开发对象是档案资源，档案资源是“整个人类历史记录”的组成，也是该记录的结果。

　　（二）数字人文引领档案文化产品开发服务的过程：全流程式开发

　　数字人文的项目呈现规模庞大、持续时间长、跨界合作、以用户为中心、极强交互性等特点，它采取不断迭代式的、全过程式的开发，无论是项目成果的应用还是建设过程中的传播与反馈都是数字人文项目开发过程的一部分。因此数字人文时代的档案文化产品开发不仅要注重具体的产品开发与生产的过程，还要关注产品开发完成后利用传播的过程，从而使产品效益落到实处。

　　（三）数字人文引领档案文化产品开发服务的目标：服务需求的满足

　　无论是数字人文项目还是档案文化产品开发，最终都是为了利用。档案工作基本原则提出利用服务是档案工作的最终目标，档案文化产品开发也不例外，但是在数字人文时代，档案文化产品的开发模式面临改变，数字人文的影响能够让档案文化产品开发有效转变开发利用模式，能够有针对性地应对用户的服务需求，提升服务效益。

　　二、数字人文时代的档案服务需求

　　上文提出档案服务功能需求的满足是利用数字人文改进档案文化产品开发过程的目标，在这一部分，本文探索数字人文时代的档案服务功能需求。笔者以检索式为“SU=‘数字人文’ANDSU=(‘服务’+‘服务工作’+‘利用’)ANDSU=‘档案’”于CNKI数据库进行检索，得到19篇文章，剔除热点总结类的低相关度文献，共得到17篇有效文献，利用NVIVO.12软件，得到49个初始概念，经过三级编码最终得到四个主范畴，即数字人文时代档案服务的四种需求取向：交互性、学术性、便捷性和智能化服务需求。

　　（一）交互性服务需求

　　交互性功能需求主要表现在跨媒介交互和平台交互两个方面。跨媒介互动使海量信息在不同媒介之间交叉传播利用[15]，它将档案服务过程看作档案信息的流动过程，给用户提供多感官、及时性、可参与的媒介融合式的档案传播服务。平台交互服务主要包括档案网站信息咨询交互、档案社交媒体交互[16]、档案众包[17]等多种方式，其最终目的都是通过公众参与等形式增强档案机构与公民之间的档案信息交流共享，使服务更加有效。

　　（二）学术性服务需求

　　学术性功能主要体现在学术工具供给以及学术服务的技术性两个方面。施玥馨[18]和李子林等[19]提到了要设计、制作人文研究工具包。基于中国台湾历史数位图书馆馆藏建立的“台湾历史数位图书馆工具集”就是典型的数字人文工具包。除此之外，利用文本挖掘、语义分析、可视化等各种技术与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相结合，开展档案学术服务，从而促进数字技术与阐释性人文学科的融合也是学术性功能的表现。

　　（三）便捷性服务需求

　　数字人文时代档案服务的便捷性体现在档案服务的用户友好性以及增强用户对档案服务的感知性两方面。张斌提出：“根据用户对交互模式、指令解读、个人兴趣、文化与语言差异的不同偏好对档案文献资源进行重构组织。”[20]也就是说要根据用户各个不同维度属性对档案资源重构，从而使用户能够便捷地使用档案服务。此外，用户友好性还体现在资源整合提供一站式服务，用户界面的友好性设计等。增强用户对服务的感知是指数字人文能够以最直观的方式表达和感知信息[21]，让用户切实感受到档案部门提供的服务形式以及良好的服务质量。

　　（四）智能化服务需求

　　在总计49个初始概念中，智能化需求占据了20个，在数字人文领域，智能化服务是必然趋势。档案服务的智能化主要是指新的服务方式的出现以及传统服务方式的更新。新的服务方式的出现既包括新技术的应用，例如人工智能、机器学习[22]技术在档案服务中的应用；也包括现有的档案服务方式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变，数字时代档案信息能够实现快捷检索、高级检索、视图检索[23]，以及在最基本的检索、查询需求基础上提供的更为丰富多样的数据服务。

　　三、数字人文视角下档案文化产品开发与服务的模型

　　数字人文时代档案服务功能需求包括：交互性、学术性、便捷性和智能化。档案文化产品的开发既是档案服务工作的一部分，又是实现档案利用服务的途18径。本文将档案文化产品的开发与服务过程看作从档案资源积累到档案服务实现的全流程，从产品的“投入—转化—产出”三个维度提出对应的建构路径为“档案资源积累—档案文化产品开发—档案服务效益实现”，具体如图1所示。

　　（一）档案资源积累

　　档案资源的积累是准备阶段，主要目标是为档案文化产品的开发建立好数字档案资源库这一平台。数字档案资源库中的内容应围绕档案文化产品主题进行组织，以项目为单位进行档案资源储备的设计，除了涵盖相关的数字档案资源之外，还应建立用户信息数据库、专家数据库等[24]。档案服务的交互性需求在档案资源的积累阶段就应该得到体现，档案机构应获取档案网站、社交媒体等平台中档案机构与用户之间的互动资料进行捕获和归档，将档案资源库建设成为来源广泛、类型丰富的档案文化信息库。

　　（二）档案文化产品开发

　　档案文化产品开发就是完成档案的原始形态的转化，最终形成新的产品形态。在此过程中要融合数字人文的协作式开发理念、智能化开发技术等，进行集成管理和有效开发，改革原有的档案文化产品开发流程，增进服务效能。1.树立协作共享的档案文化产品开发理念。在档案文化产品开发阶段，数字人文要求档案部门树立协作共享的开发理念，主要是指要从交互性服务功能需求出发，树立跨界合作、多主体协调服务的理念，在档案文化产品的开发团队中融合多重职业身份的人才，吸纳社群参与，进行多主体创作，开展档案众包，构建参与协作式环境，实现档案的开放利用。此外在开发过程中，要从发掘与确立用户需求开始，树立“用户细分”的服务理念[25]，开展精准化服务，让用户真正感受到档案文化产品的魅力。2.智能化集成档案管理方法与多元化数字技术。在档案文化产品开发的具体运作过程中，特别要注意开发方法与技术的智能化集成。智能化集成有两层含义：第一是档案文化产品的开发需要传统人文研究方法和数字技术的双重参与，例如探索文献源流、考订版本、编录存佚、校勘真伪、音韵训诂、辨析义理等[26]，这些是信息技术难以做到的，是维护历史真实性的步骤，是档案管理中历史主义原则的体现；第二，在档案文化产品开发过程中，为促进档案文化产品质量的提升，应该根据智能化服务的需要集成各种数字化技术。数字人文的经典档案项目“威尼斯时光机”项目需要进行手稿的扫描、转录、信息提取，这提出了多种技术需求，例如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能够系统理解和提取关键信息，并且将相似的档案信息快速处理，减少人为工作量。此外，还有远距阅读、内容管理系统等，多种数字技术的集成能够更高效地组织档案信息资源，并灵活组配成多种形式的档案文化产品，更有效地满足用户需求，推动档案服务的转型。

　　（三）档案服务效益的实现

　　档案服务效益的实现是档案文化产品开发的最终目的，档案服务效益实现的直接方式就是档案文化产品的利用，并且在利用的过程中能够传播档案文化，创建档案文化品牌。产品利用是开展档案服务的直接手段，文化传播是扩大产品影响力的重要途径，档案文化品牌建设能够推动产品效益可持续发展。1.呈现多样化档案文化产品形态与价值。数字人文背景下档案文化产品在主题、形式、类型等方面都发生了拓展，当前的档案文化产品有档案展览、文献汇编、档案纪录片、影视栏目等，主要为纸质和音像的档案文化成果。而数字人文时代的档案文化产品类型包括多媒体出版物、关系型档案数据库、历史情景模拟、沉浸式人文游戏等。档案部门能够提供的除了实实在在的文化产品，还有以服务形式存在的档案文化产品，其能够实现档案信息的咨询获取、学术研究、青少年教育、历史记忆重建、线上线下互动体验等，具有教育、文化、研究、情感等多重价值。数字人文时代，用户的学术需求更加突出，也使档案文化产品发掘了其更强的学术价值，体现了档案服务的学术性功能需求，这既表现在能够向用户提供新形式的学术研究工具，也表现在学术服务的低门槛化。数字人文实践呼唤知识生产的新方法，要做到以用户为导向，使用户更有效地使用新技术与新工具，建立良好的交流环境，让更多的群体体验到档案的学术教育性[27]。2.确立社会化与指向性相结合的产品传播原则。数字人文背景下的档案文化产品的传播受众可以是单一群体也可以是广泛的社会公众。用户群体、产品性质、传播渠道、传播方式和范围都是档案文化产品传播应考虑的因素。以特定群体为受众时，档案文化产品的传播应具有指向性，例如，语料库主要作用于语言学习和研究领域，因此这类产品的传播重点应该放在增强利用的深度而非广度，可以将相关主题的、不同地域之间的资源库进行链接，搭建共享平台，实现一站式多个资料库的查询与信息获取。而针对面向社会公众传播的档案文化产品，其重点在于广度，应该利用社交媒体、三微一端等多种方式开展宣传，并且在传播中不断更新档案信息，鼓励大众在利用产品的过程中进行交流，共建共享。3.基于持续性效益观建立档案文化品牌特色。效益原理表明管理活动应追求长期稳定的高效益[28]，档案文化产品的开发应把社会效应放在主要地位，协调与兼顾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建立档案文化品牌就是维持与扩大双重效益的有效途径。美国市场营销协会（AMA）定义品牌是“用于识别一个销售者或销售的商品和服务，并且使它们与其他竞争者的商品与服务区分开来”[29]。品牌的意义在于区分，区分的实质在于品牌特色，数字人文为档案文化品牌建设提出了建设“特色”的新思路。数字技术应该对特色档案资源进行深度挖掘和有效组织，对特色的民生档案、老字号的企业档案、珍贵的文献遗产进行“活化”和利用，通过不断地推出档案文化精品，“凝固”品牌定位，将档案文化品牌建设与相关产业联合，实现跨界合作和效益扩大化。例如，“纽卡斯尔项目”以本地特色的档案资源开发为基础，以APP形式向用户呈现所处位置的历史信息，将该APP融入城市旅游项目中，使游客既能看见现实景观也能感受历史文化，从而打造城市名片，构建文化特色[30]。

　　四、结语

　　基于数字人文的时代背景，本文试图从服务需求观的角度提出档案文化产品的开发模型。从树立开放协作的开发理念、在开发过程中实现档案管理方法与技术的集成，到档案服务效益的实现阶段中呈现多元化档案文化产品、建立传播原则和品牌特色，都要体现和满足档案服务需求。以服务为导向是档案工作一如既往所坚持的原则，数字人文的时代让档案工作与用户需求离得更近。本文将档案文化产品开发与服务视作从投入到产出的全流程，以期为贯通档案文化产品的开发与利用、最终满足档案服务需求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作者：袁晓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