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政治发展前景
分类：政法论文2019-10-30浏览量：134
新型政党制度70年的发展历程，形成了中国政党政治良性发展的基本经验:坚强领导核心是根本保证，良好党际合作是重要前提，系统协商机制是体制保障。展望新时代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前景，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新型政党制度，优化政党政治发展，以加强执政党建设为支撑点，以加强参政党建设为着力点，以加强协商民主建设为切入点，实现我国政党政治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发展。
关键词:新型政党制度;政党政治;发展前景
政党政治是当代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在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已经走过70年历程，与新中国相伴相生。70年来，这一制度从确立到发展以及不断完善，在推进中国政党政治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形成了宝贵经验。回顾新型政党制度发展史，总结其中的基本经验，是立足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历史使命，着眼我国整体政治生态的环境优化，实现我国政党政治更加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发展的重要一环。在此基础上，面对深刻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展望新时代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前景，提出执政党与参政党在新时代的建设目标与路径思考。
一、新型政党制度70年发展史考察
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历经磨难，探索出的适合中国国情与社会发展”[1]的政党政治模式。70年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文革”结束、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之前、党的十八大召开至今三个阶段。回顾每个历史阶段的重要节点，是提炼中国政党政治发展基本经验的前提。
(一)新型政党制度的确立与形成
新型政党制度的确立，追溯其奠基仪式，正是中共中央在1948年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的重大转折关头，作出的果断决策，发布“五一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热烈响应，由此拉开多党合作协商建国的帷幕。在历史发展的逻辑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自然而然地成为多党合作的重要机构，新型政党制度在中国土壤扎根生长。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民主党派的组织发展存在不同观点。一种认为民主革命任务已经完成，民主党派没有必要存在下去;另一种则认为民主党派不仅要继续存在，还应该合并成一个大党。对此，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统战部切实搞好民主党派工作。1949年12月，民盟召开四中全会扩大会议，周恩来同志亲自出席会议，并明确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极力保留、与民主党派共同发展的态度;又在1950年4月，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领导人的座谈会上，周恩来再次明确指出:“在今天，如果搞单一的资产阶级政党，势必走欧美资产阶级道路……反对共产党。但这条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2]他说，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合作，共同努力，建设新中国，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任务”。毛泽东同志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究竟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我看还是几个党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从而确立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格局。”[2]45与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天然联系的人民政协，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社会上出现了新的意见，认为人大的召开与宪法的颁布，人民政协似乎失去存在必要。对此，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人大的代表当然很大，但它不能包括所有的方面，所以政协仍有存在的必要。”“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的领导人物一起来协商新中国的大事非常重要。”[2]45这样，多党合作格局与人民政协重要组织形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确立下来，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鲜明特色。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由于经验不足，出现“左”倾错误，对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就国家建设提出的不同意见给予不恰当的回应，从反右运动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新型政党制度在彷徨中经历了曲折发展。
(二)新型政党制度的坚持与巩固
1979年6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针对各民主党派社会基础的根本变化，郑重宣布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使民主党派人士重新焕发生机，激活了新型政党制度。1982年中共十二大上，多党合作的八字方针扩展为十六字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是对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的战略肯定，也是新型政党关系的充分体现。1989年，面对国内外的双重复杂态势，12月30日中共中央正式颁发《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并于次年2月8日在《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同时发表社论，提出中共与民主党派共同的神圣职责就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鲜明观点。文件开篇首句正式宣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3]新型政党制度从此嵌入国家政治制度与政治体系，开始走上制度化轨道。发展过程中，新型政党制度面临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自身的法律地位。1993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一致通过，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从基本政治制度上升为了国家意志，表明中国人民坚持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不动摇的坚强决心。《意见》颁布后的15年间，新型政党制度不断深入政治体系与社会生活，其中在公共政策领域绕不开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政治协商。而中央有关文件及时予以回应，明确提出“政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进行协商，是政治协商的重要原则”[3]253，直接催生了中国协商民主的诞生。一年后，中央颁发文件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3]264。2007年11月，《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明确提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8]。协商民主在新型政党制度的坚持与巩固中孕育而生。
(三)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随着多党合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的不断加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高度重视新型政党制度发展，特别是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这一时期，多党合作理论实现多重突破。2013年2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概念的提出，是对民主党派取得的历史性进步的充分肯定，是对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准确定位，是“中国式”政党制度的重大创新，更是对世界政党理论和政党政治的伟大贡献。2015年，《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以党内法规的形式，第一次明确定位了民主党派的三项基本职能，解决了多党合作制度的重大政治问题，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完善。2018年3月，习近平同志“以独特视野与精辟语言，言简意赅地总结出中国政党制度的内在价值和时代特色”[1]，即立“三新”除“三弊”，创造性地提出“新型政党制度”的全新概念，是对西方政党政治藩篱的大胆跨越，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高度自信。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态势呈现系统性特点。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两年后，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同志系统论述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2015年，《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出台，同年，《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相继颁发。系列文件的出台，以及全国政协和中央统战部积极推进的贯彻落实工作，使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并在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中与之渐进而有效契合。
二、新型政党制度70年推进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基本经验
新型政党制度70年，是从世界民主政治、政党政治的发展浪潮中走过来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磨合中实践出来的，历经磨难逐渐探索形成了领导、合作、协商三个层面的制度机制，是推进中国政党政治良性发展的基本经验。
(一)新型政党制度确立的坚强领导核心，是中国政党政治良性发展的根本保证
一元多体发展模式是中国政党政治的基本特征，也是新型政党制度从孕育到确立的发展过程中逐步探索得来的一条本土规律，其中一元领导是根本保证。“旧政协”是新型政党制度在正式诞生前的一次演练与尝试，建立联合政府的愿望虽然破灭，但是将新旧政协作比较，便可知领导力的重要性。旧政协期间的政党合作，是在国民党竭力巩固自身一党专政的背景下开展的，他们缺少与中共这样的政治力量合作的底气，更缺乏执政党应有的担当与胸怀。与之相比，新政协期间的多党合作，则是在各民主党派主动承认中共的领导地位下开展的，共产党具备的强大组织动员能力以及在革命中的模范先导力量，深深地吸引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使其“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将革命进行到底”，从而形成前所未有的强大凝聚力。如果说坚强领导的核心作用，和平时期体现在对建设伟大事业的领导作用，那么特殊时期则体现为对国家道路选择的掌舵操盘。“十年浩劫”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灾难，马叙伦先生“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正道上行”[5]的政治遗嘱，以及屈武先生结束囚禁岁月后的一句“我从不后悔选择的政治道路”[5]，无不让人感动于合作者对领导者的这番信念坚定。当全球冷战结束，面对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一夜骤变为多党制时，共产党对国内外教训的深刻总结，有效保证了国家的稳定。面对新时代的新挑战，共产党拿出刮骨疗伤与壮士断腕的勇气，宣誓要将反腐斗争进行斗争到底的自我革新，再次让世人感知这个强大政党的领导力。没有共产党这个坚强领导核心，中国政党政治就失去了根本保证，中国的一切发展也将迷失方向。
(二)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党际合作，是中国政党政治良性发展的重要前提
一元多体的政党政治模式能否实现良性发展的重要前提，在于“一元”与“多体”之间的磨合与合作。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合作态度一直是明确的，当然在历史进程中也经历过磨合期，但最终确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关系，并适时补充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正如老一辈民主人士费孝通从个人经历中总结的:“当共产党的政策方针出现‘左’倾错误的时候，统战工作就遭到破坏;当‘左’的倾向得到遏制时，统战工作就欣欣向荣，向前发展。真的是共产党同民主党派一荣俱荣，一损俱损。”[6]良好的党际合作，既考验着共产党的雅量，也考验着民主党派的胆量，在雅量与胆量的“较量”中逐步形成的多党合作，较之竞争型政党关系，更适合中国的基本国情与文化传统。既具有超强的凝聚整合力，又拥有广泛的民主化资源，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执政党与参政党形成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致力于高度一致的奋斗目标与政治发展方向，是推动中国政党政治良性发展的重要前提。
(三)新型政党制度构建的系统协商机制，是中国政党政治良性发展的体制保障
“三三制”的创立，可以追溯为新型政党制度的萌芽，从那时起到“旧政协”再到新政协，以及在新型政党制度正式确立后的长达70年的历史长河中，这一制度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多党合作”过程中，逐步将“政治协商”内涵的中国协商民主孕育而生，并形成了系统性的协商机制，为中国政党政治良性发展保驾护航。从新中国成立初创建的最高国务会议、双周座谈会、民主协商会等各种协商模式，到改革开放后的拨乱重启，再到新世纪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日臻完善的系统协商机制，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通过多种渠道“对中共中央和各级政府部门的工作直言不讳地发表了许多中肯而有重大价值的建设性意见”[5]199。在协商中，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又体现各民主党派政治参与的广泛民主;既保证了国家政治方向的一致性，又体现了社会利益表达的多样性;既规范有序，又充满活力，使中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奇迹，让新型政党政治模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超乎想象的积极影响，呈现后来者居上的良性发展趋势。
三、新时代中国政党政治发展前景展望
面对深刻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展望新时代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前景，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新型政党制度，必须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与挑战，必须坚持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并重，最终实现我国政党政治更加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发展，为奋力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政治资源和政治保障。
(一)加强执政党建设，是优化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支撑点
当我们展望新时代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前景，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发挥领导作用的执政党，她是中国社会发展改革的中流砥柱，她的建设对优化中国政党政治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新时代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目标，就是在与参政党建设互动中，立足自身长期执政的历史使命，不断提高自身执政能力的科学化水平。党的建设，在20世纪30年代末就被视为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共产党对自身建设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但是由于我们党革命历史的悠久和革命功绩的辉煌，曾一度无法快速适应自我身份的转变，沿用革命党的思维方式和党建模式，严重违背执政党规律的要求，导致“文革”这样的灾难性后果，损害了领导的合法性。随着改革开放进入不惑之年，执政党建设的目标与思路渐渐明晰。执政党首先是政党，政党是民主的工具。任何政党的活动都是为了利于增强政治体系的民主性，防止政党统治的合法性受到损害，以免失去民众的支持。换句话说，就是如何做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让最大多数民众满意。世界政党存在一条普遍规律，由于人的利益最大化的动机无法自我抑制，导致政治组织本身的垄断性无法回避，因此长期执政的政党在实际运作中往往有脱离民众、违背民主的倾向，即政党的寡头统治铁律。因此，新时代党的建设要实现科学化，就必须认识到这一普遍规律，同时结合自身实际，主动防范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官僚化倾向。一方面，在党内建章立制，在党的干部选择中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客观的民意调查和经常性制度化的群众工作，以防党内惰性蔓延而导致整个政党的衰败。另一方面，在与参政党建设的互动活动中，大力支持民主党派充分发挥三大基本职能，帮助共产党实现执政能力的科学化水平不断提升。
(二)加强参政党建设，是优化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着力点
新型政党制度内涵的一元多体结构，决定了优化中国政党政治发展，不可能只要求执政党加强建设，参政党也必须担负起作为执政党“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的职责与使命。如果说共产党是中流砥柱，在优化政党政治发展中有定海神针的支撑作用，那么，参政党作为世界政党政治模式中独一无二的存在，必然成为着力点。新时代加强参政党建设的目标，就是在与执政党建设互动中，立足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优势最大化，积极履职尽责发挥作用，实现中国政党政治更加民主化发展。中国的政党制度有别于单一党制，因为有参政党的存在，“可以为政治精英提供多种参与政治的选择，为民众提供更多利益表达的渠道”[7];中国的政党制度也有别于竞争性的多党制，因为有参政党的存在，可以有效避免在民主政治发展不充分的条件下的恶性政治竞争，减少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不稳定因素。参政党这一特别存在，在中国政党政治的优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参政党首先也是政党，政党是民主的工具，这一点是所有政党的本质。参政党履职尽责的优劣程度，决定了是否能为共产党执政提供广泛的民主化资源，从而直接影响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民主化水平。一方面，参政党要寻找在国家与社会中的平衡点，不能只依托于国家中的政治地位而存在，更应该夯实自身的社会根基，真正走入社会，深入基层，密切与群众的关系，在社会民众特别是各自所联系的阶层群众中增强影响力和号召力，适应中国社会结构日益分化、诉求日益多元化的趋势，在政党互动中真正做到参政议政到点子上。另一方面，参政党要增强政党意识，保持党派特色，提高自身党建水平的同时，多从“不可行性论证”的角度提建议、出对策，不仅对执政党形成温和理性地监督，更要让宝贵的政治资源充分发挥作用，让新型政党制度更富弹性，更有包容性，更有民主性。
(三)加强协商民主建设，是优化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切入点
实现中国政党政治法治化发展，不仅需要执政党与参政党完善自身建设，更需要通过加强协商民主建设为他们的互动搭建制度化平台。协商民主在政党内部和政党之间都有良好的适用性，从这个意义考虑，加强协商民主建设，无疑是中国政党政治通往法治化的最佳切入点。中国共产党执政70年的历程中，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华民族“原生自有的民主协商，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自发自觉的协商民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政党政治和民主发展模式选择上的正确和英明”[8]。历史证明，中国政党政治之所以保持良性发展，最具战略性的资源就是存在于新型政党制度之中的政治协商资源。因此，以加强协商民主建设为切入点，一方面能提升执政党自身的民主程度，扩大党际间的包容度;另一方面能提升参政党自身的履职空间，补齐民主监督的履职短板。十八大以来，关于协商民主建设的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的先后颁布，使政治协商的一些相关政策规定有了更强的操作性和约束性。展望新时代中国政党政治要实现更加法治化发展，必然要求协商民主建设从当前的制度化、规范化走向法治化，充分保障各类主体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利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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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红玉 单位：山西社会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