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明代关学之三原学派

　　这篇论文主要介绍的是小议明代关学之三原学派的内容，本文作者就是通过对小议明代关学的相关内容做出详细的阐述与介绍，特推荐这篇优秀的文章供相关人士参考。

　　关键词：小议;关学

　　关学即关中之学,是宋明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学肇始于北宋的张载,张载曾于陕西郿县 ( 属于关中地区) 一带设席讲学,一时间执经受教者甚众。 宋室南渡之后, 吕本中较早地提出了

　　“ 关学” 这一概念,后经朱熹梳理、阐释并在《 伊洛渊源录》 中与周敦颐、二程之学互参之后,关学的影响就远远超越了关中地区。 明初宋濂等编修《 元史》 ,将宋代理学概括为“ 濂、 洛、 关、 闽” 四家,关学遂成为名副其实的理学正宗。 从北宋的张载、吕大临,到晚清民国的刘光蕡、牛兆濂,近千年之间关学从无断代,反而大家辈显、层出不穷,除张载、蓝田“ 三吕” 之外,还出现了像吕柟、马理、冯从吾、杨爵、李颙这样的关中大儒。 黄宗羲在《 明儒学案·师说·吕泾野柟》 中评价说: “ 关学世有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 这个评价看上去简单平实,但实际上是一语道破实质。 关学子弟在学术思想上都具有源流不断、内在统一的精神内涵;他们都主动承担“ 立心立命” 的历史过程中亦看重体用的结合。 明代三原学派的六谈,注重践履,尚德尚礼,崇仰节操。

　　他们虽以关 位代表人物均曾入仕为官,且大多官居显位,在中或周边地区人氏为多, 但其学养绝不囿于地 他们为官、治学的过程中,对“ 致用” 二字体现得域、门派。 他们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研经穷理, 淋漓尽致。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崇礼。求真求实,形成了北宋以降连绵不绝又异彩纷呈 三原学派认为天人共有一理, 人禀受天理而成的文化景象。关学的影响也颇为广泛,朱熹、永 性,性由天道而来。 既然如此,以理治天下,就一嘉诸子、王廷相、王夫之、戴震这些关中以外的哲 定要根据天理在人间的映射———也就是“ 礼” 来学大家也都极大地受到了关学学术的影响,并从 实践、行动, 因此三原学派一直在践行着礼教。中汲取了相当的思想养分。 冯从吾《 关学编》 言王承裕:“ 自始学好礼,终身由明代关中之学实际上分为有一定联系但又 之,故教人以礼为先。 凡弟子家冠婚丧祭,必令有所区别的两支: 一支以泾野先生吕柟等为代 率礼而行。 又刊布蓝田吕氏《 乡约》、《 乡仪》 诸表,另一支即三原学派。 吕柟师从渭南薛敬之, 书,俾乡人由之。

　　三原世风民俗至今贞美,先生而薛敬之师从河东薛瑄,故在《 明儒学案》 中,《 文 之力居多。” 又言马理:“ 特好古仪礼,时自习其节简吕泾野先生柟》 一篇列于《 河东学案》 题下。 但 度。 至冠婚、 丧祭礼, 则取司马温公、 朱文公与是,《 明儒学案》 “ 师说” 部分《 吕泾野柟》 一篇开 《大明集礼》折中用之。

　　处父丧与嫡生母之丧,关篇即云:“ 关学世有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而 中传以为训。” 又言王之士自谓:“ 居乡不能善俗,泾野先生实集其大成。” 又肯定了吕柟在关学史 如先正和叔何?”“ 乃立乡约,为十二会,赴会者百上的地位。 明代冯从吾所编《 关学编》 收录的较 余人。 设科劝纠,身先不倦。 诸洒扫应对、 冠婚吕柟为早的关中学者段坚、张杰、周蕙、张鼎、李 丧祭礼久废, 每率诸宗族弟子一一敦行之。 于瑾、薛敬之以及吕柟生徒吕潜、张节、李挺、郭郛 是,蓝田美俗复兴。” 其二,重节。 崇礼者必重气等人俱被黄宗羲列入河东学派。

　　可见,在黄宗羲 节。 三原学派诸学者不论为官还是授学,皆以气看来,明中期关学差不多应整体归于河东一家。 节为先。 譬如,王承裕任吏科都给事中之时,正但值得注意的是,《 明儒学案》 独立设有《 三原学 值刘瑾专政,朝廷臣工大多拜于刘瑾门下,王承案》 一卷,开卷曰:“ 关学大概宗薛氏,三原又其别 裕却避而远之。 后上书奏事,内容牵涉刘瑾,“ 瑾派也。 其门下多以气节著,风土之厚,而又加之 怒,罚粟三百石输边。” 马理则由于逆上奏事而遭学问者也。” 依黄氏之见,三原学派既属于关学同 庭仗,杨爵更因屡批龙鳞触怒皇帝而下狱,并成时又别具特色,为关学之别派。

　　“ 以气节著,风土 为有明以来首位身负重枷的士大夫。之厚” 是肯定了三原学派尊礼重行的践履精神, 三原学派尚“ 实” 的作风和学风并非明代的“ 又加之学问者” 则是认可了三原学派学者的学“ 另类”,明代中后期以降,实学已经渐渐成为学风、学力。 王承裕创办三原宏道书院之后,访学 界主流。 王廷相说:“ 士惟笃行可以振化矣,士惟者纷至沓来,其间马理、韩邦奇、杨爵、王之士等 实学可以经世矣。” ( 《 王氏家藏集》 卷二二) 又都在当时有着较大的影响。 说:“ 文事武备, 兼而有之, 斯儒者之实学也。”明代三原学派主张“ 经世致用” 。 早在北宋 ( 《 王氏家藏集》 卷三十) 究明中后期实学思潮兴时期,张载之学就重在求实,张载后学在治学的 起之原因大致有二:

　　其一,社会原因。 明代中期以来,虽然经济发展状况良好,但是社会分配极不均衡,农民阶级负担的赋税徭役过于沉重。加之外患严重,国家军费激增,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逐渐激化。 此时程朱理学和心学末流还在一味空谈,丝毫解决不了实实在在的社会问题,使得越来越多的儒门弟子对空泛化的学说失去信心。 一部分思想家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思索,积极倡导经世致用之学,于是求实的学风逐渐兴起并占据了重要的学术地位。

　　其二,学理原因。 明中期以来,受到宋元以来疑古之风的影响,不少学者开始从求真务实出发,对先贤提出质疑。 他们首先对日益空泛的程朱理学进行批判,斥其理论之不实。 罗钦顺改造了朱熹“ 理一分殊” 之命题,形成了“ 其理为一” 的唯物主义结论;王廷相主张“ 气理为一” 、“ 气在理先”;杨慎则指出程朱理学“ 遗本溺心” 、

　　“ 学而无用” 。 罗钦顺、王廷相、杨慎等人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为明代中后期先进社会思潮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并做了开拓和先导工作。 同时,王阳明创立的心学强调 “ 践履”, 认为“ 致良知” 之重要途径就是 “ 切实用力”,这种务实的精神对思想界影响深远。 然而王阳明之后的数十年里,陆王心学之末流就呈显出一种侈言性命、不问实事的空疏学风,这被一些尚实学者厌弃, 胡应麟评价自己说: “ 不敢以鸿儒自居,不致以空疏自废。” 像这样将自己与空疏学风划清界限的学者为数甚多,杨慎、方以智等人都做过类似的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