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学视域下的百家思想

　　这篇论文主要介绍的是农学视域下的百家思想的相关内容，本文作者就是通过对农业管理思想的内容做出详细的阐述与介绍，特推荐这篇优秀的文章供相关人士参考。

　　关键词: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农学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混战、各民族相互交往、各种文化相互激荡、言论自由等各种社会因素为诸子百家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因素。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纷纷以当时的主要经济形态为立论根据著书立说，各家学术体系中均不乏农学思想。农学史家梁家勉说:“春秋战国时期，在诸子百家中相当普遍地谈到以天、地、人为核心的农学思想。”[1]可惜至今学界对其没有进行过系统研究，虽然我国农史研究中也往往提到，但总是零散而不全面系统。因此系统探讨先秦诸子百家著述中的农业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经过对相关资料的考证和思辨，先秦诸子百家农学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保农和稳农的农业管理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人口剧增，对农业生产提出严格的要求。因此，各家学者在其著述中大呼重农。例如《荀子•性恶》在具体分析人性的基础上明确指出重农的必要性:“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2]135《大学》说:“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3]认为只有生产者数量超过食之者数量时，社会才能稳定富裕，因此坚决强调要保证农业生产者的数量。为了稳定农业生产者数量，许多学者提倡轻徭薄赋，使农民安于农事，多创造社会财富。如《孟子•梁惠王上》说:“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于王……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4]67从《孟子•告子下》中的“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4]78，看到了农业生产对稳定社会的作用。《荀子•王霸》说:“县鄙则将轻田野之税，省刀布之敛，罕举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农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2]123他和孟子一样，看到了施仁政的富民政策对于保农、稳农和治理国家的重要意义。法家作为社会管理的主要学派，也纷纷提出其重农思想。如申不害说:“四海之内，六合之间，曰:奚贵?土，食之本也。”《韩非子•五蠹》中也说:“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5]45此句既论证了人口迅速增长条件下重农的必要，也对统治者提出了带头从农的要求。《韩非子•说林上》中还以杨树之植毁喻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强调重农的必要。尤其是法家的另一重要代表商鞅，在其著作《商君书》中把重农意识上升到法律制度层面，成为重农思想与法制思想的完美结合体，其思想成为“垦草与严法构成商鞅重农学说的总纲领”[6]。兵家也认为农业是战争的基础，故其典型代表人物的著述中也不乏重农思想，它主要体现为耕战合一和重视粮食储备。耕战合一的含义有两个方面:一指作战时战士将战斗和休战期间在营地务农相结合;二指休战期间统治者按军队管理制度进行户籍管理，将军训和务农相结合的管理制度。先秦时期地广人稀的矛盾比较突出，大量荒地未曾开垦，所以进行农户管理，从农业上保证劳动力是当务之急。韩非子提出以农民和战士为正户，限制农民自由迁徙。《韩非子•说林上》说:“农民为不移徙之民。古者寓兵于农，战士即农民，是以耕战之士皆不移徙而谓之正户。”[5]56这样就把农民限制在固定居住区，保证了兵源和农业劳动力来源。在重视粮食储备方面，他们认为在战斗期间，必须耗费大量的农产品，因此也必须重农、保农、稳农。如《孙子•军争篇》说:“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7]34，说明了粮食和委积对军事的重要性。《孙子•作战篇》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7]67，说明如果长途运输大量的军需物资，不仅加剧国家经济负担，而且会延误战机，使战斗的胜算很难预料，所以《孙子•作战篇》就提出两种解决方法:一是取食于敌，“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食敌一石，当吾二十石。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7]69。二是就地生产，“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7]70。这些皆为兵家重农思想的体现。

　　二根据物候和气候以定农时的农时观

　　农“时”既是生产的需要，也是物候和气候知识积累的结果。随着人们对植物品种及其生长规律的认识，辅之以虫鱼禽兽出没活动时间的积累，以物候为标志的记时体系———物候历得以形成。《夏小正》中“一月时有俊风，三月越有小旱，四月越有大旱，七月时有霖雨”[8]是当时黄河流域气候的反映。不仅如此，书中有60多条物候记载，不但每个月都有物候记载，而且有些还记载有几个物候，物候记时还和当时的天象记时联系紧密，成为我国最早的一部物候历。《月令》把一年分为四季，每一季分为孟仲季三段，分别根据不同的物候现象安排农事、蚕桑、畜牧和虞衡工作。这具有非常明显的“时”的意义。农时概念早在原始农业时期就已存在，但具体明确的文字记载则体现在《夏小正》这首诗中。这首诗中的农事安排类似于《月令》，对农忙和农闲打猎，对大田生产和蚕桑、畜牧、园圃各个生产之时均有安排。为了有效确定农时，将其规律固定化和形式化，因而形成天文历法，这就是当时已经使用的阴阳历，以《尚书•虞书•尧典》所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和“日中、日永、宵中、日短”分别相当于二至二分概念等内容为证。由于每年时差的存在，而出现闰月的规定，而闰月的出现是历法上使用阴阳合历的主要标志。其次，在生产过程中，必须密切关注和总结气象规律，《尚书•洪范》记录了当时的农业气象知识:“庶征:曰雨，曰旸，曰燠，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庑。一极备，凶;一极无，凶”[9]98。根据“正月，鞠则见，初昏参中，斗柄悬在下”的记载，《礼记》也继承了《夏小正》的物候学知识和天文学知识，为有效安排农时打下了扎实的天文学基础。守时而作是取得农业丰收的根本保证，早在《周礼•考工记》中就说:“天有时以生，有时以杀;草木有时以生，有时以死;石有时以泐，水有时以凝，有时以泽，此天时也。”[10]345意在解释何为天时，确定了天象和农时之间的关系。《尚书•虞书•尧典》中也说:“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9]87此处虽然把农时看作是仙人所授，但也说明天象变化是确定农时的基础。《礼记•月令》则具体描绘了物候变化，并指出以物候变化作为确定农时的根据，并要求统治者在四时八节等过渡时刻均需举行祝贺仪式，并亲自躬耕垄亩，以示物候和气候，告知百姓开始相应的农事活动，所以《礼记•礼器》得出结论:“故作大事，必顺天时，为朝夕必放于日月，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11]孟子、荀子、韩非子都注意到农时对农业收成和产品质量的影响，均呼吁“不违农时，勿夺农时”。《孟子•梁惠王上》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4]45《荀子•王制》中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馀食也”[2]67。《荀子•大略》说:“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2]56《韩非子•内储说上》说:“非天时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虽贲、育不能尽人力，故得天时则不务而自生。”[5]107《韩非子•难二》说:“举事慎阴阳之和，种树节四时之适，无早晚之失，寒温之灾，则入多……若天事、风雨时，寒温适，土地不加大，而有丰年之功，则入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入多。”[5]87这些是他们对农时与农业生产之间关系认识的体现。

　　三因地制宜的“土宜”思想

　　“土宜”和“时宜”观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思想是我国古农学思想的重要特征，早在原始农业时期，人们对它们均已有深刻认识，故诸子百家中也有十分明显的“土宜”思想。例如《尚书•禹贡》，它本是一本地理著作，但对黄河流域和全国土地种类进行了划分，把雍州、徐州、青州、豫州的土分别列为“上上、上中、上下和中上”，说明当时黄河流域的土壤是全国最好的，也把“九州”之土分为“白壤、黑坟、白坟、斥、赤埴坟、涂泥、壤、垆、青黎、黄壤”十等，以便于人们按不同的土壤种类进行耕作，是“土宜”思想的典型代表，这是土壤学的萌芽，李约瑟称其为“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土壤学著作”。《周礼》也展现出了对“地宜”的重视，并且此书中“土”的含义比因地制宜中的“地”的含义要广，这从《周礼•地官》中的“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10]23可见一斑。在“土宜之法”中，已有“辨十有二土”和“辨十有二壤”的说法，说明当时对“土”和“壤”已有了明确区分，“土”泛指各种土地，而壤则专指农田土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它根据性质把土壤分为九种，在《周礼•地官•小司徒》里根据肥力将地分为上地、中地、下地三种，提出了“地力”的概念，根据土壤的温度、湿度、水气流动情况提出了哲学意义上的“土气”概念，还注意到“土气”和农事以及动植物荣枯之间的关系，如《国语•周语上》中记载:“古者，太史顺时脉土，阳瘅愤盈，土气震发，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土乃脉发。先时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阳气俱蒸，土膏其动。弗震弗渝，脉其满眚，毂乃不殖’。”[12]表明人们已能把天象、土壤和农事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有了动态的土壤观念，并且把土壤的温度、湿度、水分和气体的流动性状概括为“土气、地气”。《月令》中说孟春之月“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13]13。其中“土宜”概念，即合理利用各种土地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它不仅指因地制宜安排农事，而且在《月令》中提出:“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经术。善相丘陵阪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导民”[13]13。即要求人们按地势高低安排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因此主张对全国土地种类和生产力进行调查，提出利用各种不同土地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多种生产经营的思想。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中就有“荔掩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猪，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赋”[14]。法家为了准确确定农民的徭役和税收数量，也对土地进行严格的清查和分类，不仅具有土宜、地气、地力思想，而且更进一步提出“土”“地”“田”三个概念。如《商君书•徕民》说:“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谷土不能处二，田数不满百万，其薮泽、溪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货宝，又不尽为用，此人不称土也。”[15]25并以此作为确定多种经营方案和个人纳税额的基础，做到地尽其才，人尽其力。在此基础上，该书还提出了具体的纳税标准“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溪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以此食作夫五万，其山陵、薮泽、溪谷，可以给其材，都邑蹊道，足以处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15]25

　　四精耕细作的农耕法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农学思想随着精耕细作这一传统农业模式的形成而日趋丰富，其内容除前文所讨论的三才观、农时观、灾害观、土宜观之外，还涌现出农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农耕法这一重要的新内涵。从我国农业古籍和诸子哲学著述来看，先秦及秦汉的农耕法思想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耕作工具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经掌握了炼铁的方法，这在许多先秦文献中屡屡提及，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中提到“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孟子•滕文公上》记载了我国铁农具的使用，它说:“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国语•周语上》还引用《管子》的话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鉏、夷、斤、劚，试诸壤土”。“美金”指铜，“恶金”指铁，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对铁和铜的性质有所认识，铁农具和铜兵器已经开始使用。还提到耒、耜、枷、芟等工具，《韩非子•五蠹》中有“耒臿”，“臿”不仅是整地工具，而且是开渠筑堤的重要工具。《墨子•备城门》中有“长镰柄长八尺”，这是对当时农业生产过程中使用铁农具的真实反映。随着铁农具的普遍使用，农业生产中役使动物已屡见不鲜，《论语•颜渊》说:“司马耕字子牛，又名司马犁”。以牛犁耕为人的名字，反映了牛耕已成为人们的习见。《国语•晋语九》也说:“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以上列举的这些文献已经十分明显记载了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已从木器、陶器、石器过渡到了铁器时代，说明当时的牛耕技术已经相当普遍，农耕法水平大幅度提高。2.耕作技术与方式耕作方式在农业生产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决定了农业生产过程中光、气的使用效率和农业生产工具的使用效率，它经历了一个从西周时的休闲制为主、连种制为辅，到春秋时的休闲制与连种制并存，再到战国时以连种制为主的变化过程，所以先秦文献十分关注耕作方式。如《夏小正》二月的农事中有“往耰黍单”之说，说明土壤耕作技术的发展，已有耕种相连。并且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记载了“耕者且深，耰者熟耘”的土壤耕作技术，指出“耰”有疾耰和熟耰之分。还记录了“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畦畴者，非爱主人也”。说明人们已普遍采用畦亩技术和低畦农田耕种技术。在大田耕作方面，《月令》中提出了“五谷”概念，记载了当时所种植的主要作物:麦和粟。还记载了当时的休闲轮作制。在《荀子•富国》中有“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这说明当时已实行土地作物轮作制和两年三熟的复种制。同时《荀子•天论》中提出“楛耕伤稼，耘耨失岁，政险失民，田薉稼恶”，反对粗放经营，开始提倡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经营模式，在《荀子•王制》中这种思想也有所反映。3.中耕和施肥技术中耕技术是指农作物种植之后，人们为了帮助农作物快速健康生长所采取的清除杂草、松土等措施。战国时期，耕作技术一改西周时期粗放的耕作方式，开始深耕、熟耰、易耨，《孟子•梁惠王上》有“深耕易耨”。“易”为快速、多次。此时的“耨”除中耕除草外，还代表了包括间苗、培土在内的整个农事活动，其要求是快速和细致。在耕作过程中必须进行中耕，除草救苗，正如孔丘语“恶莠恐其乱苗”，因为“若苗之有莠”影响作物的生长，说明当时人们对伴生杂草已有很高的认识水平。《国语•周语上》突出中耕时老百姓要“日服其镈，不懈于时”，即要及时迅速。为了提高产量、改造地力，原来的休闲制因农田施肥技术的进步逐步让位给了连种制，诸子百家文献几乎都有涉及，如“掩地表亩，剌中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表明这种“多粪肥田”的精耕细作提高单产的技术已为当时人们普遍接受，又如《韩非子•解老》中也有“积力于田畦，必且粪溉”之说，这类似于《周礼•地官•大司徒》中所提及保持土质常新法，“土化之法”即用粪肥改造土壤，使之达到“化之使美”肥力不会下降的目的。还突出因土制宜的施肥技术，《孟子•滕文公上》说“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强调了施肥量也因年份不同而不同。4.水利灌溉技术春秋战国时期，先进的灌溉技术有力保障了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因此，诸子百家也予以鼓吹和推动。针对当时原始农业水涝灾害严重现象，《尚书》主张像大禹治水一样，疏通河道和开创“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之类的人工河，利用沟洫将田野积水引去川泽，以“降丘宅土”。从《论语•泰伯》中所记的“大禹尽力乎沟洫”可知我国很早就进行以排涝为目的的农田水利建设，还提及人工修建陂塘蓄水工程———芍陂。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周礼•考工记》主要介绍了当时用来排涝的沟洫系统，它说:“匠人为沟洫，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甽”[10]187。说明当时在修建沟洫过程中已能采取耦耕的并排挖进方式。在《周礼•地官•稻人》中还提到“偃猪”即人工陂塘等用以灌溉稻田的大型蓄水工程，它说:“稻人掌稼下地。以潴蓄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遂均水”[10]187。表明当时应对水患方式的多样性，尤其是从“以遂均水”可知当时已有水官，并且设立了灌溉用水和合理用水制度。在《孟子•滕文公上》中有“病于夏畦”，说明园圃劳动的繁重，为了减轻这种繁重低效劳动，后来的井灌、桔槔等灌溉方式和便于灌溉的畦作方式得以首先在园圃中产生并推广。

　　五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技术思想

　　采集和渔猎是人类最初从山林和水域获得食物的两种谋生方式，所以爱护山林和水产是人类最早的农学意识。《国语•周语》中有“周制有之曰:列树以表道”。即人类最初于路旁植树，其作用为“表道”，这是我国原始林业的最初萌芽。后来才开始对植物保护有了更深的认识，如《荀子•扬权》说:“数披其木，无使木枝外拒;木枝外拒，将逼主处。数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将不胜春风;不胜春风，枝将害心”[2]213。这是说保护树木必须要求“无使木枝外拒”，指出修枝可以使树木免受风害或多生死节。但修枝和砍伐树木也需守时，《孟子•梁惠王上》说:“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4]67。明确提出了保护森林及其具体措施，强调要想做到“材木不可胜用”，就应该做到“斧斤以时人山林”。当时诸子百家不仅对林业如此保护，还注意到对水产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禁止人们涸泽而渔和孕期捕鱼。如《孟子•梁惠王上》说:“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4]67保护森林、保护和合理利用水产资源思想也突出反映在《荀子•王制》中的“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2]67以及“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2]67中，它强调自然生态平衡，要求人力和天力应该对自然的“用”和“养”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由此可见当时政府已设置“虞衡”这一职能机构，以加强对林业的保护。所以当时人们把管理山林川泽的官职统称为“虞衡”。

　　六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的多种经营思想

　　在畜牧业方面，首先，大量的文献记载表明当时已出现并十分重视家畜饲养和繁殖技术，不管是官营的还是民营的，畜牧技术均以放牧和割草圈养为主，如《荀子•天下》说:“四海之内，粒食之民，莫不犓牛羊，豢犬彘，洁为粢盛酒醴”[2]134。这说明民间饲养畜禽已相当普遍，它还强调引进、选育畜禽良种和家畜远缘杂交，例如《荀子•王制》说:“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2]67。不仅民间如此综合经营，官营畜牧业也十分发达，夏商周为“马正”之肇端，它既是马匹的管理者，也是负责养马和改正养马技术的部门。在畜牧业中，注意防治牲畜的各种疾病已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动物病因学开始发端，兽医业已有初步发展。《墨子•尚贤》说:“罢马不能治，必索良医”，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医术相当高明的兽医了。还强调对家禽家畜的生育期保护，《尚书•周书•费誓》中说:“今惟淫舍牿牛马，杜乃擭，敜乃穽，无敢伤牿。牿之伤，汝则有常刑”[9]87。即在放种畜配种期间，不得伤害种畜，应撤离诱捕野兽的设施，防止种畜受到伤害。在水产养殖业方面，《孟子•万章上》“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中具体论证了人工生产性养鱼。人工养鱼的记载也出现在《月令》“毋漉陂池”中，此两处的池为人工穿地通水或积水而成的养鱼工具。在水产捕捞和人工养殖事业上，捕捞方法除了网、梁、潜之外，已使用射、叉、钓等多种古老方法。《周礼•天官•渔人》的“渔人，掌以时渔，为梁”，记录了当时捕鱼普遍使用的鱼梁，同时也记载它在捕鱼过程中往往和笱配合使用。还有“虞人入梁”的记载，说明已有虞人管理渔业的制度。《周礼•夏官职•方氏》记载有滨海产鱼的事情，海洋捕捞业兴起。《左传•昭公三年》也记载“鱼盐蜃蛤，弗加于海”，说明海洋捕捞业的发达与海产品的商业化。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园艺业技术已相当成熟。《周礼》详细记录了园圃发展史。首先，《周礼•天官•大宰》郑玄注说:“树果蓏曰圃，园其樊也”[10]20。商和西周时期虽已出现种菜树果的园圃，但场圃不分，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说:“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5]34。此处已将田圃并提，说明园圃已从大田中分化出来，开始独立，但仍属于“场圃结合”阶段，即冬夏种菜，秋冬之时再筑为场用以堆谷和脱粒，“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到西周晚期，园圃才专门化，设有场人一职，具体人数和职能在《周礼•地官•司徒》中有详细记载，它说:“每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掌国之场圃，而树之果蓏珍异之物，以时敛而藏之”[10]24。在《天下志》中谈到园圃中种植桃李瓜姜，说明当时的园艺业范围远胜后世园艺业。养蚕业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重要副业。为保证我国居民的服饰做出了重要贡献，因而，养蚕业引起了人们高度重视。如《周礼•天官•内宰》记载“中春，诏后帅外内、命妇始蚕于北郊，以为祭服”[10]18。这是每年进行的第一次洗浴蚕种的仪式。《蚕赋》篇用“冬伏而夏游”简述了一化性蚕种和蚕的一生，描述其吐丝过程为“前乱而后治”;描述普通蚕的特性和其生存环境为“夏生而恶暑、喜湿而恶雨”。同时也强调了在低温情况下对喜欢高温的小蚕需进行人工加温。到了三月准备好蚕架、蚕箔、采桑筐等成套的养蚕设施，开始养蚕。从书中“三月，妾子始蚕，执养官事”的记载，说明当时养蚕业得到快速发展，养蚕技术大有改变，家庭饲养中已有专用蚕室。商周时期，妇女成为养蚕的主要劳动者，开始人工种植桑树，桑田已经出现。西周时期已有专门的浴种消毒措施，在《祭仪》中明确指出“使入蚕于蚕室，奉种浴于川”。

　　七农产品仓储加工技术思想

　　为了应对灾荒和一年四季不同农产品供给量的变化，春秋战国时期十分重视仓储技术的开发，以保证人们正常的生活需要。在果蔬鱼肉储藏方面，不仅出现了《尚书•商书•说命下》“若作和羹，尔惟盐梅”中用盐渍法制成果干、鱼干的技术，而且也出现了晒干法制作的“梅诸、桃诸”，果干的晒干制作当时又有两种方法:直接晒干和煮好后晒干。除此之外，《孟子•万章上》还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廪备”，说明我国当时已分仓和廪储藏粮食。后来农畜产品储藏仓储技术方式进化为仓、廪、庾三种，后来在《月令》中又出现了窦、窖两种窖藏方式，它说:“仲秋之月，可以穿窦窖，修囷仓”。果蔬加工技术主要有酿造技术和糖化技术。先秦时期，食品加工技术主要体现在《尚书•商书•说命下》提到的早期酿酒技术“若作酒醴，尔惟麴蘖”，即用发芽谷物作为发酵品酿酒。《月令》中“乃命大酋，秫稻必齐，麴蘖必时，湛炽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监之，毋有差贷”[13]13的记载，清楚介绍了仲冬做酒所要注意的技术问题，还说“孟夏之月，天子饮酎”，即天子饮经过反复酿制的醇酒，以上记载是殷周时期酿酒技术的一个总结。在《礼记•礼运》篇中还有“酪”的记载，但它是指醋。此外，人们还利用麦类和其他谷类发芽糖化，用滤去米渣后的糖化液汁煎成“饴饧”。在《礼记•内则》中，有“子事父母，枣栗饴蜜以甘之”的说法，说明当时的制糖技术水平已经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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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潜苗金.礼记译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23.

　　[12]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96.

　　[13]吴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M].济南:齐鲁书社，1997.

　　[14]叶农.左传译注[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104.

　　[15]石磊.商君书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作者：谭清华 单位：中共柳州市委党校